KINEMA 2400Vol.18

TM MAGAZINE  2026年8月25日

独立制片的斗争并非围绕创作的自由,而是围绕上映的自由

1950年,因红色清洗被赶出制片厂的电影人成立了新星电影社,离开松竹的新藤兼人与吉村公三郎组建了近代电影协会。然而,全国的电影院都已被纳入大公司的院线。这是一场争取的不是创作的自由、而是上映的自由的斗争。

上周,我写了东宝在战败后不久走向战后最大劳资纠纷的经过。那么,为什么电影界的劳资纠纷,竟连美军也必须出动?

原因在于“赤狩(红色清洗)”。首先,随着冷战加剧,占领军GHQ将共产主义势力在日本的扩张视为威胁。就在此时,朝鲜战争于1950年爆发。当占领军从完全控制日本的目标,转向遏制国内共产主义势力时,真正意义上的战后史开始了。

事实上,电影界历来都有很多赤色分子。因此,接到占领军指令的日本政府、财界和右翼相互勾结,镇压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同路人)。大规模开除公职和解雇的镇压事件接连发生。在此期间,日本电影界也陆续驱逐共产党员及其周围的电影人。山本萨夫、今井正、龟井文夫、伊藤武郎等具有先锋精神的电影人,都被逐出了制片厂。

但当时日本人的活力非同寻常。被逐出制片厂的他们,在同一年成立了新星电影社。而资金实际上来自东宝。他们以东宝作为纠纷和解金支付的1500万日元为启动资金,一群富有反抗精神的电影人就此奋起。

而且,山本萨夫用这笔启动资金拍摄的『暴力の街』(《暴力之街》)(1950年),票房收入竟然超过了制作成本。这是因为动员了共产党员的紧密网络。随后,今井正的『どっこい生きてる』(《顽强地活着》)(1951年)、山本萨夫的『真空地帯』(《真空地带》)(1952年)等厚重的社会派作品,接连从大公司的外部问世。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也有人经由完全不同的缘由走到大公司之外。

编剧新藤兼人(后来成为导演)与导演吉村公三郎,曾是松竹著名的搭档。但1949年他们拍摄的三部作品票房失利,松竹拒绝制作下一部作品,公司还进一步要求两人解散搭档。于是,两人于1950年3月离开松竹,与制片人丝屋寿雄、演员殿山泰司等人共同成立近代电影协会。

这边不是因为思想,也不是因为镇压,而是因为企划无法通过才离开。但正是这种自主制作精神,才是支撑当时电影人的真正力量。就这样,新藤发表了《原爆之子》(1952年)。由于大映对企划面露难色,影片改为自主制作,并由北星发行,得以面世。主演乙羽信子也为了这部电影离开了大映。

可以说,占领军出于自身需要发动的赤狩,与公司方面因制裁而畏缩的自身考虑纠缠在一起,具有反骨精神的电影人由此开始陆续开辟独立生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独立制片”一词在日本电影界固定下来,并不只是潮流,而正是时代的象征。

不过,独立制片这个词本身在战前就已存在。比如构成日本电影骨架的牧野省三的牧野制片公司,以及被称为天皇的大明星阪东妻三郎、片冈千惠藏等人的独立制片公司。但随着有声电影到来,设备投资不断增加,它们逐渐被大公司吸收。

战后的独立制片,含义不同。这里的“独立”,指从大企业独立出来,是对政治压力和占领说不的创作,是真正赌上性命的创作。真正的创造并不像今天这样温吞,只要稍微踏错一步,就会坠入死亡深渊,只有从那里归来的人才能继续前进,那是一个严酷的世界。

但这场运动也在短短几年内退潮。原因既非思想,也非才华。正如上周所说,是因为大公司掌控着影院。也就是说,没有上映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独立制片,拍电影也总能想办法完成。募集捐款,演员不拿片酬出演,再四处凑齐器材就行。但拍成的胶片,要到哪里放给观众看?其实,这才是制作史上最大的障碍。毕竟,全国的电影院都被纳入各大公司的系列,排片也被自家作品填满。几乎没有影院愿意让独立制片的影片上映一周。

于是,他们只能依靠工会和电影社团举办自主放映。在公民馆、工厂食堂、学校礼堂放映。这是一场志向高远的运动,但不是商业放映,也无法持续。尤其是无法指望收回成本,就无法筹备下一部。而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开始,电影放映业开始有全国各地的黑帮组织介入,这些组织受按照占领军意图行事的右翼(儿玉誉士夫)动员。因此,共产主义阵营的影片获得上映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

其中崛起为首的是第三代组长田冈率领的山口组。

从1954年前后起,大公司完成量产体制,独立制片运动悄然降温,再加上遭受激烈社会镇压的影响,许多导演都回到大公司工作。近代电影协会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新藤兼人撰写了大量面向大公司的剧本,用赚来的钱持续拍摄自己的电影。

看到这里,我觉得,流经日本电影史底层的问题,似乎逐渐收束为一个。

那不是创作自由的问题,而是一场围绕上映自由的斗争。这与后来的事情也有很深的关联。

只要制作、发行和放映被一条线垄断,处在这条线之外的人,无论拍出什么都无法送达观众。独立制片最先撞上的就是这座巨大的墙,而这堵墙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变换形态,始终矗立。

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在YouTube或Amazon Prime上发布自作电影的办法。正因为身处其中的前辈们围绕上映自由不断激烈斗争,电影才保有那种动真格的力量。反过来说,当独立制片变得寻常,电影上映的自由得以实现,电影就会失去魅力。看看像今天这样沉浸在所谓发布自由中的现代人,这种结构性矛盾似乎不言自明。

这时,以前提过的ATG就显出意义。为什么ATG要特意在第三条写下“必须上映一个月”的条款?那一行的意义,到这里应该终于能够明白了。

下次,我会看看六十年代的创作者如何挑战这堵墙。越过赤狩,正式进入斗争季节之际,独立制片也由此迈入了新的层次。

思想家三井崇央的英文随笔 Project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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