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事记》编纂中音与文字的苦恼在基因解读中重现｜COMT

上周谈了一些基因的话题，但话虽如此，人们很难产生具体的实感。因此这次，我把焦点放在一个基因上。不过在此之前，先讲一件有趣的事。

现存最古老的日本文献，要数八世纪前半叶编纂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说到底，基因是比《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更古老的文献。可以说，一部没有编纂者的编年史，就沉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内部。

正因如此，编纂基因数据的人才显得重要。当年《古事记》编纂项目启动，背景在于各氏族信奉着各自不同的传承，难以统合。于是，天武天皇立志建立新时代体制，颁布诏书，项目以今天所说的国家工程的形式启动，后来又在藤原不比等的强力支持下走向完成。

《古事记》编纂项目的负责人，一直被认为是撰写序文的太安万侣，但如今已有研究显示，序文是后世某人借他的名字写成的。重要的是，在将这些上代语言转译成文字、传达给读者时，曾经存在难以想象的苦难。

当时使用的汉字是书写汉语的工具，因此每一个字都已经背负着来自大陆的意义。例如，即使想写下倭语中“ama”这个音，也没有一个只表示“ama”读音的字。写成“天”，意思能够传达，但读到它的人会读成ama还是ten，却无法确定。

反过来，只取读音写成“阿麻”，读法就能固定下来，但字面意义却会消失，字数还会膨胀到一倍以上。安万侣在序文中所说的“难”，指的就是这种两难。取义则音消失，取音则义消失，篇幅还会变长。只取其中任何一方都行不通。如何把日本的声音封存在文字里，从一开始就是横亘在前的难题。

因此，编纂者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笨拙的事：在同一句话里混用两种写法。遇到不知道读法的地方，就一一加上“此天读作ama”的注释。注释如此之多，恰恰说明这篇文章不这样做就无法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开创性的方法。

另一方面，只有和歌全部用表音文字写成。因为声音本身就是和歌的主体，一旦换成意义，就不再是和歌。明知篇幅会变长，仍然优先保留声音。把声音这种无形的文化，翻译成有形的文字。这正是考验编纂者资质之处，也是一项关系到其后数百乃至千年的大事业。

顺便一提，《日本书纪》作出了相反的判断。用规范的汉文书写，作为交换，基本舍弃声音。因为是给外部看的正史，所以选择了体统。同一个时代，一部守住声音的书和一部守住体统的书同时被编写出来。

这种感受力，如今正以基因翻译和编纂的形式再度出现。尤其是基因信息长期以来一直按照西方标准推进，与编程语言等一样，以英语为基础。但正如古代各氏族的传承和解释各不相同，群体归属不同，其意义和解释也会彻底改变。

换言之，拿到基因分析结果后再进一步解读，正意味着我们要接手《古事记》编纂者当年撞上的难题。所以，这很有趣。

但迄今为止，供解读使用的语法，只有西方撰写的版本在流通。而且，基因信息的语法几乎无一例外都以白人为基准。换言之，我们只能把为白人而创造的文字和语法，强行套在非白人身上。这是一件可以视为殖民主义延续的严重事态。然而，语法不同，同样的文字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下面，就来触及这一点。

我要谈的是COMT（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基因，负责产生分解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酶。

而这个基因第158个氨基酸是缬氨酸（Val）还是甲硫氨酸（Met），仅仅这一处不同，酶的活性就会有三到四倍之差。类型共有三种：Val/Val、Val/Met、Met/Met。

概括来说，神经递质代谢较快的Val/Val型，会迅速代谢前额叶皮层中的多巴胺。受此影响，在平时、和平安逸时容易注意力涣散，难以发挥能力，但在压力之下却能发挥惊人的力量。他们不断走向未知领域，探索新事物的倾向很强，代价是不擅长专注于一件事。

相反，Met/Met型由于多巴胺滞留，一旦承受压力就无法发挥能力，但在安静的地方，拥有能够深入思考、沉浸于一件事的力量。

Val/Met是中间型，兼具两者特质。基于这种特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遗传学家大卫·戈德曼将这两种类型称为“战士（warrior）与忧虑者（worrier）”，加以区分。这也是为什么Val/Val型被称为战士基因，Met/Met型被称为忧虑基因。好奇与沉浸，探索与滞留。这是关乎人的气质根源的开关之一。

有趣的是，人们已经发现，在掌管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多巴胺的回收高度依赖COMT。也就是说，这个基因不只关乎气质，也是关系到“思考方式”本身的重要基因之一。而且，仅COMT一个基因，在不同群体之间就存在决定性的差异。

这一点，我将在下周继续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