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为何走向终结：全额出资让ATG不再是ATG

一种文化走到终点时，通常谁也没有察觉。

1974年，ATG推出两部杰作：寺山修司的《死者田园祭》和黑木和雄的『竜馬暗殺』（《暗杀龙马》）。那是ATG模式的顶点，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同年，ATG的据点——不，那个时代的据点——新宿文化艺术影院结束了它的使命。从1962年开馆算起，只有十二年。一切始于总经理葛井欣士郎的辞任。理由是，影院从向社会发问，转成了普通的商业电影院。同一时期，ATG停止发行海外艺术电影。

引进，培育，创作。最初的那一环，被悄悄卸下了。

为什么热潮退去？理由很清楚：怀抱那些问题的观众消失了。第一期我写过，开启六十年代的，是巨大的败北感。那么，给那个时代最后一击的，又是什么？

不是镇压，而是从内部崩坏。ATG走向终结的同一年，发生了一件象征性事件：1972年的联合赤军事件。在山地基地，他们以“总括”为名杀害同志，随后又爆发浅间山庄事件。电视整天播放这些画面，全日本都在看。就在这一刻，一个沉重的事实压在了原有的败北之上：未能通过政治改变世界，而试图改变世界的人，又杀害了自己的同伴。

接着，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高速增长终结，街头的空气骤然一变。人为什么会死？我是什么？人们不再把那些问句说出口。“冷漠”这个词逐渐成为一代人的名字，正是在这几年。

怀抱问题的年轻人从街头消失，回应这些问题的电影院便无法成立。于是，那些自身不断生成问题的先锋、前卫、实验作品，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ATG的衰落，实际上就是这段历史本身。

然而，就在新宿文化消失的同年，1974年2月12日，一场放映运动在神保町的岩波剧场开始。参与者中，也有川喜多嘉子。她与总经理高野悦子共同创立“电影伙伴”（Équipe de Cinéma），首部放映作品是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树之歌》。

火种，从新宿移到了神保町。

这场运动后来成为所谓“小型艺术影院”的源头。1981年，新宿的Cinema Square东急开场；次年Eurospace开业，再下一年是Ciné Vivant六本木。八十年代的东京经济景气沸腾，小电影院接连诞生。由此可以看出，川喜多嘉子这个人，曾在多么深的地方支撑着日本的电影文化。

但ATG在整个七十年代节节后退。有些作品即使赢得评论家盛赞，也没有观众；加盟影院减少，经营日益困难。七十年代前半，ATG搭上当时的色情电影热潮，实相寺昭雄的『無常』（《无常》）『曼陀羅』（《曼陀罗》）、若松孝二的『天使の恍惚』（《天使的恍惚》）等所谓艺术情色片，将思想缠绕其中，取得了票房成功。

1979年，创社以来一直担任社长的井关种雄退任，由佐佐木史朗接任。

新社长随即提出一项划时代方针：导演一方负担50%也好，10%也好，没有钱就由ATG全额出资。制作费也从三千万日元提高到三千五百万日元。乍看之下，这似乎对创作者更宽厚了。但我认为，ATG正是在这一刻不再是ATG。

ATG“概不干涉”的第二条，并不是只靠善意维持的。正因为创作者自己拿出一半，ATG才没有插嘴的道理。正如今村昌平、冈本喜八抵押房屋也要继续拍电影，创作的一方是在以命相搏。正是这种对等，支撑着“不干涉”的奇迹。一旦变成全额出资的一方，ATG就只是一间制作公司了。

不过，新芽也确实从这里生长出来。佐佐木体制下的ATG，积极起用自主电影与浪漫色情片出身的新锐导演。大森一树的『ヒポクラテスたち』（《希波克拉底们》）（1980年）、大林宣彦的《转校生》（1982年），以及森田芳光的『家族ゲーム』（《家族游戏》）（1983年），一批赫赫有名的导演由此登场。

ATG的作风显然变了。但真正的问题不在那里。ATG的发明，已经成了业界的常识。

1977年，Pia开始举办自主制作电影展（即后来的PFF）。1979年，东映向公司以外的导演敞开大门，并提出制作费各半的方针。低预算，起用新人，让他们拍出第一部作品。过去只有ATG在做的事，大公司开始照样复制。

一场运动，并不一定以失败告终。也可能胜利了，被吸收了，然后结束。ATG的晚年，就是这样一种结束。文化被商业吸收、消化了。

1992年，新藤兼人的『濹東綺譚』（《墨东绮谭》）成为ATG最后一部作品。此后，公司休眠了二十六年，2018年11月1日被东宝吸收合并，就此消失。这期间，川喜多嘉子于1993年去世。

那么，ATG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人。大岛渚、松本俊夫、吉田喜重、长谷川和彦、森田芳光。他们曾经过那个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日本电影的骨架。

还有语言。只在上映影院出售的杂志《艺术影院》。那本收录完整剧本与评论的小册子，把看电影、消费电影的观众，变成阅读、思考、讨论的人，并进一步实现了让他们转而创作电影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机制。钱，只需一半。但绝不插嘴。作为回报，一定提供发表的场所。不是充裕的预算，也不是精巧的才能发掘系统。创作者押上自己的一半，成年人沉默地递出场所。仅凭这些，日本电影就抵达了那样的高度。

如今，我们看着不同的风景。摄像机似乎人人可得，发表场所也似乎无限。但只要回望ATG，就会发现，有什么东西从根本上错了。ATG留下的真正遗产，至今仍是同样强烈而先锋的追问。

新宿三丁目，伊势丹旁边。文化诞生于小小的场所，又静静地结束。那栋造就一个时代的建筑已经不在了。但我们不该忘记，在那里，怀抱无处安放的愤怒的年轻人，曾与成年人共谋。

提供引人思考的作品，激发创作的欲望，出一半的钱，不插嘴，拥有场所。看过的人成为思考的人，再成为创作的人。这一连锁，才是日本文化。ATG留下的不是电影，恐怕更是一种存在方式。

今天的创造力，究竟还保留着一点这种精神吗？还是说，人们连这段历史都不知道，就在谈论创意？葛井欣士郎留下一句话，离开了人世。最后，就把那句话放在这里。

“我的梦想，是下一位艺术家能从艺术影院的观众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