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MA 2400Vol.10

TM MAGAZINE  2026年6月30日

东映任侠电影『人生劇場 飛車角』(《人生剧场 飞车角》)|鹤田浩二的静与高仓健的动

当剑戟片的舞台转移到电视上时,东映找到的新类型是“任侠”。转折点是1963年的『人生劇場 飛車角』(《人生剧场 飞车角》)。如果说经历过战争的鹤田浩二是“静”,高仓健就是“动”,观众可以把自己的郁结托付给其中任何一位。

曾经,电影界有一些被称为明星的当红人物。 如今,即使听到“明星”一词,我们脑中也不会浮现某一位特定的演员。然而,在二十世纪的电影黄金时期,明星确实吸引了无数观众,并深深刻进他们的人生与心灵。

明星并不只是外貌和姿态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源自本人生活方式投射到银幕上的浓度,也取决于能否唤醒、回应并解决观众在观看影像世界时所身负的时代要求。能否回应未被言说的时代要求,正是明星与并非明星的演员之间的分界。

与明星诞生密切相关的,是时代背景。战后,影院观影人数无止境增长,日本电影界欢欣鼓舞;1958年,观影人数达到十一亿多人次的峰值,此后便如雪崩般减少。原因在于电视的兴起。 在此之前,日本电影制作、上映了无数所谓剑戟片。然而,剑戟片的表现阵地一旦从电影转向电视,人们便不再有前往电影院的理由。

可以躺在客厅里喝酒、全家围坐观看的剑戟片由此兴起。与此同时,领导电影公司的首脑层试图以过时的感性维持经营,与时代之间的错位和摩擦日益加深,业界迫切需要取代时代剧的新支柱。 时代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像工厂产品一样量产的“类型”。只要建立类型,接下来便能大量生产。这就是电视兴起时代的电影所面对的现实。

于是,电影走向两极分化。一极是投入巨额预算制作的大片,另一极是重视数量的大量生产电影。

然而,大型电影公司东宝、松竹、大映碍于自尊,无法转向量产电影。最终,专注于大片的东宝虽然一家独大,但随着资金实力增强、于1969年进入电影业的富士电视台,以及1976年将出版与影像联动的角川电影登场,电影制作公司走向了衰落。

另一方面,也有一家擅长大量生产电影的制作公司,那就是东映。 东映也是因剑戟片衰退而遭受重创的公司之一,但从大量生产电影的角度看,它拥有最先进的意识,也集结了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有韧性的制作班底。毕竟,参与东映电影制作的人,大多是战后从满洲撤回的强悍粗豪之辈,其中许多人因战灾等原因而无家可归。

东映以“一个家族”的方式制作电影,也是唯一将军队方式应用于电影的存在。焦土、战败、同胞与家人的死亡,在一切都被抹除之后,他们的人生中唯一剩下的,就是东映的电影。换言之,东映不只是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更是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仅存的生命意义。 正因如此,它绝不会轻易倒下。这就是东映的热,也是它实现大量生产的力量。

在这样的环境中,东映找到的新类型,就是“任侠”。 任何世界,在时代转折之际,都会出现成为转折点的作品。对东映任侠电影而言,那就是1963年的『人生劇場 飛車角』(《人生剧场 飞车角》)。这部影片中的两位演员,后来成为支撑东映黄金时代的双翼。他们就是鹤田浩二和高仓健。

义理与人情的夹缝、心爱的女人、舍命拼杀……这部最初的纪念碑式作品,几乎已经齐备了后来东映作为类型不断量产的任侠电影样式。

将鹤田浩二与高仓健放在一起,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感性。 鹤田浩二生于大正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是一位亲历战争的人,身上带着所谓战中派的阴影。他隶属海军航空队,曾有意主动请缨加入特攻队,却就这样迎来了战争结束,此后一直怀着无从排解的郁结。因此,他表现的任侠是安静的,沉入心底的愤怒却翻滚沸腾。走向毁灭之物的悲哀,就是鹤田浩二本身。

与此相对,高仓健生于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没有被征兵的经历。为了与鹤田浩二形成对照,东映把沉默、隐忍、直到最后一刻才爆发的忍耐之怒,作为高仓的类型反映在作品之中。 可以说,在这部成为转折点的作品中,鹤田是“静”,高仓是“动”,观众无论把自己寄托在哪一方身上,都能安放自己的郁结。由此产生了一个转折点,时代的明星开始分化为鹤田派与高仓派。

此后,任侠电影走向系列化,相继展开以鹤田浩二为主演的系列、以高仓健为核心的系列,以及以从二人之间诞生的藤纯子为核心的系列,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

然而,任侠电影为何能抓住年轻人的心? 必须看到的一个背景,是观众的来历。当时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已经实现复兴、进入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时代,他们几乎都被从农村共同体中剥离,抛进了匿名的城市。 他们年纪轻轻,便赤手空拳地站在一个义理与人情皆不适用、只有金钱和算计运转的世界。东映任侠电影精准捕捉并升华了这些城市青年心中无法言说的郁结。

因为东映任侠电影恰恰是那个世界的反面。换言之,它在银幕上呈现了一个义理人情仍有意义的幻想共同体。 东映任侠电影的基本结构,是传统任侠家族与勾结官宪和资本、以暴力崛起的新兴黑道之间的对照。夹在两个世界中的主人公忍受无理,为了义理压抑自我;当忍无可忍时,他明知自己会走向毁灭,仍然独自一人,或者两个人,闯入敌阵拼杀。

这最后的闯阵场面,恰好成为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失败的那一代人的安慰。他们通过集体政治未能作出了断。安保斗争最终因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首相强行表决而被压过,政治的季节以失败落幕;紧接着,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首相开始推行所得倍增计划。

街道越来越富裕,他们心底的某处却沉淀着失败的淤渣。在斗争中失败的他们无法给出答案,而东映通过任侠电影给出了答案。可以说,任侠电影就是开在那片淤渣上的花。

曾经的电影,始终拥有回应时代未言要求的力量,也确实怀有热量。反观现在,年轻人心中无法化为语言的郁积没有显现为具体的形态,泛滥的单条影像只提供无数种逃避。 如今重新审视东映任侠电影的意义,似乎不可或缺。因为通过它,我们才能知道,造就现代日本的基层如何形成,又在何处带有扭曲。

思想家三井崇央的英文随笔 Project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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