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映任俠電影『人生劇場 飛車角』（《人生劇場 飛車角》）｜鶴田浩二的靜與高倉健的動

曾經，電影界有被稱為明星的當紅人物。 如今，即使聽到「明星」一詞，我們腦中也不會浮現特定演員。然而在二十世紀電影的黃金期，明星確實迷倒了眾多觀眾，並深深銘刻在他們的人生與心靈之中。

明星並不只是外形姿態的問題。其根源在於一個人的生存方式反映在銀幕上的濃度，而歸根究柢，就在於能否喚醒、呼應並解決觀看這個影像世界的人們所懷有的時代要求。能否回應未被言說的時代要求，正是明星與一般演員的分界。

與明星誕生密切相關的，是時代背景。戰後，電影院入場人數不斷飆升，日本電影界欣喜若狂；到了1958年，入場人數達到十一億人次的巔峰，此後卻如滾下山坡般持續減少。原因在於電視的崛起。 在此之前，說到日本電影，便是無數被製作、上映的武打時代劇。然而，當武打時代劇的表現舞台從電影轉移到電視，人們便失去了特地前往電影院的理由。

可以躺在客廳裡喝酒，與家人團聚觀看的武打時代劇隨之興起。與此同時，率領電影公司的高層試圖以不合時宜的感受維持經營，使公司與時代之間的落差與摩擦日益擴大，業界需要取代時代劇的新支柱。 最重要的是，時代需要能如工廠般量產的「類型」。只要建立類型，接下來就能大量生產。這就是電視崛起的時代裡，電影所面對的現實。

電影就此走向兩極化：一邊是投入鉅額預算製作的大片，另一邊則是重視數量的大量生產電影。

然而，大型公司東寶、松竹與大映都受自尊心所礙，無法轉向量產電影。結果，專注於大片的東寶雖然一家獨贏，但隨著累積資金實力的富士電視台於1969年進軍電影，以及1976年將出版與影像連動的角川電影登場，電影製作公司逐漸衰落。

另一方面，有一家擅長大量生產電影的製作公司，那就是東映。 東映也是因武打時代劇衰退而遭受重創的公司之一，但從大量生產電影的角度來看，它比任何人都先進，也擁有比任何公司都更有韌性的製作班底。畢竟，參與東映電影製作的人，大半是戰後從滿洲撤回的頑強粗獷之輩，許多人因戰禍等原因而無處可歸。

東映以「一個家族」的方式製作電影，也是唯一把軍隊模式應用於電影的存在。焦土、敗戰、同胞與家人之死。在一切都被抹除之後，他們人生唯一剩下的，就是東映的電影。換言之，東映不只是電影製作公司，而是失去一切的人僅存的生存意義。 正因如此，它不會輕易倒下。這就是東映的熱，也是實現大量生產的力量。

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映找到的新類型，就是「任俠」。 無論在哪個領域，時代的轉捩點都會有成為關鍵的作品。對東映任俠電影而言，那就是1963年的『人生劇場 飛車角』（《人生劇場 飛車角》）。而在這部作品中登場的兩位演員，成為支撐東映黃金時代的雙翼，他們就是鶴田浩二與高倉健。

這部電影描繪的義理與人情之間的夾縫、心愛的女人，以及捨命血拼等情節，使後來東映作為類型大量生產的任俠電影樣式，在這部紀念碑式的開山之作中幾乎已經齊備。

把鶴田浩二與高倉健並列來看，就能充分理解這個時代的感受。 鶴田浩二生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是經歷過戰爭、背負著所謂戰中派陰影的人。他隸屬海軍航空隊，也曾有意自願加入特攻隊，卻就此迎來終戰，因此一直懷著無可排解的鬱結生活。正因如此，他所表現的任俠是安靜的，內裡卻翻騰著深沉而堅定的憤怒。走向毀滅之物的哀傷，就是鶴田浩二本身。

相較之下，高倉健生於昭和六年（1931年），沒有受徵兵的經驗。作為鶴田浩二的對照，東映把沉默寡言、忍耐到底、直到最後一刻才爆發的壓抑之怒，塑造成高倉的類型，反映在作品之中。 不妨說，在這部成為轉捩點的作品裡，如果鶴田是「靜」，高倉就是「動」；觀眾無論投向哪一方，都能寄放自己的鬱結。時代明星由此分出鶴田派與高倉派，形成了轉捩點。

此後，任俠電影走向系列化，陸續展開以鶴田浩二為主演的系列、以高倉健為核心的系列，以及以在兩人之間誕生的藤純子為核心的系列，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前半。

然而，任俠電影為何能抓住年輕人的心？ 其中一個必須正視的背景，是觀眾的出身。當時的年輕人生活在已實現復興、進入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他們幾乎都被從農村共同體中剝離，拋入匿名的都市。 他們年紀輕輕，就被赤手空拳地拋進一個義理人情皆行不通、只有金錢與算計運轉的世界。東映任俠電影精準捕捉並昇華了這些都市青年無以言表的鬱結。

因為東映任俠電影所呈現的，正是那個世界的反面。換言之，它把一個義理人情仍有意義的虛幻共同體，呈現在銀幕上。 東映任俠電影的基本結構，是傳統任俠一家與勾結官府、資本，以暴力向上攀爬的新興黑道之間的對比。夾在這兩個世界中的主人公忍受著不合理，為了義理壓抑自己；當他終於忍無可忍，便在明知自己將走向毀滅的情況下，獨自一人或兩人一起衝入敵陣血拼。

最後這場血拼的場景，恰好安慰了在1960年安保鬥爭中落敗的世代。他們無法透過集體政治作出了結。安保鬥爭最終因安倍晉三的祖父、首相岸信介強行表決而遭到強推，政治的季節以敗北閉幕；隨之更替上場的，是官僚出身的首相池田勇人所提出的所得倍增計畫。

街頭越來越富裕，他們心底某處卻沉著失敗的沉渣。鬥爭落敗的他們給不出答案，而東映透過任俠電影給出了答案。不妨說，任俠電影就是開在那沉渣上的花。

從前的電影，始終具有回應時代未被言說之要求的力量，也確實擁有熱量。反觀現在，年輕人懷有無以言表的鬱積，卻未能以具體形式顯現；氾濫的片段式影像，只給予人們無數的逃避。 如今重新審視東映任俠電影的意義在於，若要了解構成現代日本的基層如何形成，又在何處帶有扭曲，它似乎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