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多嘉子｜把日本电影送上世界电影节的东和中间人

电影，基本上只有拍摄它、制作它的人才会留下名字。 但也有这样一个人，至今仍被人们说起：要是没有她，日本电影就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人看到。

电影既然也是一种媒介，就有传递的人，也有接收的人。站在两者之间担任中介的人，就是这一次的主人公。 她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也不是编剧。即便如此，没有谁比她更安静地撑起了日本电影史的骨架，奠定了今天。她的名字，叫川喜多嘉子。

如果说上次谈到的鹤田浩二、高仓健这样的演员，是东映任侠时代的象征，扮演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所渴求的“型”，那么川喜多嘉子就是作为把“型”本身运往世界的容器，献出了自己一生的人。

她本人从未制作过一部电影，也从未在电影中出演。可她比任何人都更受电影人的信赖和敬慕，自己也从不自满，终其一生勇往直前。 无论多忙，她都不问有名无名，持续观看日本的作品，为有可能性的人搭桥，把无限的机会交到他们手里。 支撑着她的，只有一个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失去的念头：“想把好的东西传递出去。”

因川喜多嘉子伸出的手而为世界所知的电影人相当多，为日本电影赢得国际认知开辟契机与可能性的，也是她。

川喜多嘉子生于1908年，曾就读于西村伊作、与谢野晶子等人创办的文化学院，在当时是少见的、具备国际教养的女性。 后来，发生了一件让她与电影界结缘的事：1929年，她与川喜多长政结婚。

长政的父亲大治郎是一名带着大陆浪人气质的军人，壮志未酬便死在了中国。长政自己的少年时代也在中国度过，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精通中文。在与かしこ结婚的前一年，即1928年，他创办了东和商事。 这家公司至今仍以东宝株式会社的子公司“东宝东和”的形式存在。 东和的事业从创立起就始终如一：从欧洲电影中精选一流的艺术作品，引进日本发行。

当时，东和带来的“艺术电影”这一视角，成了一股原动力，在日本观众心中种下了一种美学意识：“电影既是娱乐，同时不也可以是艺术吗？” 这在电影史的脉络里被称作“影迷”（cinéphile），而培育出战前日本影迷的母体，正是川喜多夫妇。 川喜多嘉子也不只是东和的社长夫人。她精通外语，有鉴别作品的审美眼光，推敲字幕，琢磨宣传的文字，是一位兼顾实务与审美的共同经营者。

然而，要让她的才华真正为世人所用，日本必须先化为一片焦土。 战败之后，东和再次投身于把世界电影运进来的事业。可巧的是，把她的名字刻进电影史的，却是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说，人们记住她，不是因为她把外国电影带进日本，而是因为她把日本电影带向了外国。

起点是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它在第1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次为日本赢得了金狮奖。为这次参展点燃引线的，是意大利影业公司（Italiafilm）的朱莉安娜·斯特拉米焦利。 她1936年从罗马大学毕业后，战前作为交换生来到日本，在今天的京都大学专攻日语和佛教美术史，二战期间曾在日本的意大利大使馆等处工作。

在与斯特拉米焦利加深交往的过程中，かしこ在为日本电影开辟参加世界电影节的道路这件事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她调动凭借教养积累的人脉，开始把众多日本电影的才华传向世界。

经川喜多嘉子之手，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雨月物语》（1953年）、『山椒大夫』（《山椒大夫》）（1954年）接连在威尼斯获奖，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在1954年第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在电影人为这些功绩而自满的时候，严格自律、一部一部地挑选作品、配上字幕、亲自与电影节交涉、陪同导演出国、直到最后都盯着“唯一的那一个人”、真心尽力的，只有川喜多嘉子一个人。

她成了西方电影人最信赖的人，被称作“川喜多夫人”（Madame Kawakita），深受爱戴。 此后，她成了日本各制片厂也倚重的女杰，“交给那个人就不会错”。而能够得到国内外共同信赖的中介者，才是最重要的存在。

不仅如此，川喜多嘉子还把那些被黑泽明、沟口健二等享有国际盛名的导演遮住了光芒、完全不受关注的导演，一个接一个地送向世界。 就这样经她之手而为国际所知的，正是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

不只是电影，中介的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进出口生意。 传递电影，意味着要把那个国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感性、精神、哲学，名副其实地把一切都翻译出来、提供出来、传达出去，这需要极其高超的技艺。

尽到了这份职责的川喜多嘉子，一边从这里把日本与世界连接起来，一边开始着手一项在当时的日本无人留意的重要工作：“胶片的保存”。 在这个过程中，象征她一生的“另一根线”，与东和所承担的艺术电影放映运动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下一次，我将讲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