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多嘉子｜將日本電影送往世界影展的東和媒介者

電影基本上只有製作者與拍攝者會留下名字。 另一方面，有一位人物至今仍被人傳頌：若沒有那個人，日本電影將不會被世界上任何人看見。

既然電影也是一種媒介，就有傳遞的人，也有接收的人。站在兩者之間擔任媒介的人物，就是這次的主角。 這個人既不是導演，也不是演員，更不是編劇。即使如此，沒有人比這個人更安靜地支撐起日本電影史的骨架，並建立了今日。那個人的名字，是川喜多嘉子。

如果說上次談到的鶴田浩二與高倉健等演員，是東映任俠時代、演出那個時代年輕人所追求之「型」的象徵，那麼川喜多嘉子就是作為將「型」本身運往世界的容器，奉獻了自己一生的人物。

她本人一部電影也沒有製作過，也從未在電影中演出。即使如此，她比任何人都更受電影製作者信賴與敬慕，自己也從不自滿，終生全力以赴。 無論多麼忙碌，她都不問有名無名，持續觀看日本的作品，並為有可能性的人們搭起橋梁，交付無限的機會。 支撐著她的，是今日日本已經失去的唯一一個念頭：「想把好東西傳遞出去」。

藉由川喜多嘉子伸出的手而為世界所知的電影人相當多，開啟日本電影獲得國際認識之契機與可能性的，也是這個人。

1908年出生的川喜多嘉子，曾就讀西村伊作與與謝野晶子等人創辦的文化學院，是當時少見、具備國際教養的女性。 接著，發生了一件讓她與電影界結緣的事。那就是1929年，她與川喜多長政結婚。

長政的父親大治郎，是一位壯志未酬便倒在中國、帶有大陸浪人氣質的軍人；長政本人少年時期也在中國度過，就讀北京大學，精通中文。他在與佳子結婚的前一年，也就是1928年，創立了東和商事。 這家公司至今仍以東寶株式會社子公司「東寶東和」的形式存在。 東和的事業從創業以來始終如一：在歐洲電影中精選一流的藝術作品，進口到日本並發行。

當時，東和帶來的「藝術電影」觀點，成為在日本觀眾心中植入「電影既是娛樂，同時也可能是藝術」這種美學意識的原動力。 這在電影史的脈絡中被稱為「影迷」，而培育戰前日本影迷的母體，正是川喜多夫婦。 而且，川喜多嘉子不只是東和的社長夫人；她自己精通語言，擁有挑選作品的眼光，會推敲字幕、琢磨宣傳文字，是兼具實務與審美的共同經營者。

然而，要讓她的才能為世人奉獻，日本必須先化為一片焦土。 戰敗後不久，東和再次全力投入將世界電影引進日本的事業；巧合的是，將她的名字刻進電影史的，卻是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說，她被記住，不是因為將外國電影帶進日本，而是因為將日本電影帶往外國。

開端是1951年第12屆威尼斯國際影展上首度獲得金獅獎的黑澤明《羅生門》。點燃這次參展的人，是義大利電影公司（Italiafilm）的茱莉安娜·斯特拉米喬利。 她1936年自羅馬大學畢業後，於戰前以交換學生身分來到日本，在今日的京都大學主修日語與佛教美術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日本的義大利大使館等處任職。

在與斯特拉米喬利深入交流的過程中，佳子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為日本電影開闢參加世界影展的道路；她運用以教養建立的人脈等資源，開始將許多日本電影的才華傳遞給世界。

經由川喜多嘉子之手，溝口健二的《西鶴一代女》（1952年）、《雨月物語》（1953年）、『山椒大夫』（《山椒大夫》）（1954年）接連在威尼斯獲獎，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1953年）則在1954年第7屆坎城影展獲得大獎。 當電影人因這些功績而自滿時，嚴以律己、一部一部挑選作品、加上字幕、親自與影展交涉、陪同導演出國，直到最後都看著「唯一的那一個人」、真心盡力的，只有川喜多嘉子一人。

她成為西方電影人最信賴的存在，被稱為「川喜多夫人」而備受愛戴。 此後，她也成為日本各片廠信賴的女傑，被認為「交給那個人就不會錯」；而受到國內外信賴的媒介者，才是最重要的存在。

此外，川喜多嘉子還將那些被享有國際盛名的黑澤明、溝口健二等人的光芒遮蔽、完全未受關注的導演，一個接一個推向世界。 就這樣，經由她之手而在國際上為人所知的，就是小津安二郎與成瀨巳喜男。

不只是電影，媒介的工作並非單純的進出口業。 傳遞電影，意味著要將那個國家所承擔的歷史、文化、感性、精神、哲學等，名副其實地將一切翻譯、提供、傳遞出去，這需要非常高度的技術。

完成這項使命的川喜多嘉子，從這裡一面將日本與世界連結，同時也開始投入「電影膠卷保存」這項當時在日本無人留意的重要工作。 在這過程中，象徵她一生的「另一條線」，與東和所推動的藝術電影放映運動深深交織在一起。 下次，我將談談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