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原本不登山｜神奈备三轮山与韦斯顿

日本各地都有神奈备镇坐。当我们试图重新思考这个读作“かんなび”或“かむなび”的古老概念时，会面对一道断层，那就是明治以后被扭曲的“山”。

神奈备这个词本身，在奈良时代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例如，《出云国风土记》记载了4处“かんなび”之山，其中包括楯缝郡的神名樋山（今大船山），以及意宇郡的神名樋野（现被比定为松江市茶臼山）等；《万叶集》中也有多个用例，写作“神名火”“甘南备”等。至少从奈良时代前后的感性来看，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在山中感知神奈备。

不过，这个时代的“山”，与此前以及现代都不相同。尤其在现代人心中，“山”总会让人联想到富士山、日本阿尔卑斯等明确的自然之物，而这种感性原本并不存在于日本。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万叶集》所歌咏的“三诸山”：“甘南备的三诸山啊，入春以后……”三诸读作“みもろ”，以之为名的山，据说起源于大和国（今奈良县中南和地区），那就是三轮山。

无论是成书于8世纪上半叶的《古事记》，还是《日本书纪》，都把三诸山（御诸山）记为大物主神镇坐之地；《出云国造神贺词》中的大物主神，也写作“坐于大御和（おおみわ）的神奈备”。这证明，自远古时代起，坐落于奈良县樱井市的三轮山，就被视为大和的神奈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三轮山为神体的大神神社，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直到今天，大神神社仍没有本殿，主祭神大物主神镇坐于山体本身，人们从拜殿遥拜、奉祀。在今天的神道中，这种奉祀形态被视为特殊形式；但日本各地仍少量保留着形态相似的神社，因此，大神神社的信仰，与其看作特例，不如视为时代断层与交融之地的痕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把登上三轮山称为“登拜”而非“登山”的习俗。

“登拜”的观念，从“登山”一词中抽去了“山”。这里潜藏着江户时代与明治以后之间一道决定性的断层。

如今许多人都把登山当作爱好，但日本人原本并不会登山。

追根溯源，登山始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来到日本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沃尔特·韦斯顿；而它的上游，还有1881年考察信州山岳地带的英国冶金技师威廉·高兰。这里应当聚焦的是，参与日本登山黎明期的这两个人，都是英国人——近代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象征。

换言之，这些把“人”与“自然”明确分开的二元世界的主导者，抛弃了日本人此前培育的感性，成为把山推向无神世界的开端。我个人认为，19世纪80年代围绕山发生的这场倒转，正是通往现代日本自然破坏的源头，是一段无法忽视的历史。因为对日本人而言，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信仰、习俗、风习、行为、祭祀、灵性等所有领域。而事实上，从明治维新算起，仅仅约160年，日本就酿成了这场惨祸。

然而，为“日本阿尔卑斯”命名的高兰、被尊为“日本登山之父”的韦斯顿，他们的功绩不知为何总被人以肯定的方式讲述。如今，日本近代化已过去近160年，恰恰到了必须认真重新审视的时候。

他们源流中流淌的究竟是怎样的感性？弄清这一点，关系到重新发现日本人的自然观，乃至信仰的复归。

大前提是，基督教的一般教义严格区分“造物主”与“受造物”。对基督教而言，神是超越自然的造物主，而非自然本身，更不是栖居于自然内部的存在（万物有灵论）。从《圣经·创世记》中神创造自然的记载来看，这一点也很清楚。

因此，无论山、川还是树木，都是“（由神）创造之物”，而不是神。于是，把山、川、树、岩石本身当作神来礼拜的日本式行为，在严格的基督教中就是偶像崇拜；在《圣经》传统里，则被视作重罪。在理解这一底层之后，再读“日本登山之父”韦斯顿的语境，才是关键。因为他重视的，是19世纪在英国人中间流行的后浪漫主义感性。

这一语境的源流，是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美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以及思想家兼登山家莱斯利·斯蒂芬。

华兹华斯（1770—1850）出生长大于英国湖区，是一位诗人，开启了对山充满敬畏的浪漫主义感性源流；而这种感性，始于把山理解为“仰望”的文化，而不是“攀登”的文化。

在这一语境中不可或缺的，是英国山岳会（Alpine Club）。1857年成立于伦敦的世界上第一个山岳会，诞生于华兹华斯去世之后；而事实上，正是这个源自英国的山岳会，其思想与姿态孕育了种种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并一路通向今天的诸多问题。

例如，对于过度旅游造成的富士山和日本阿尔卑斯污染，如果看不穿这一源头的思想，只是完善法律管制，本质上不会有效果。观察这一动向时，不能绕过这样一段历史：继承了浪漫主义感性的人，曾对英国山岳会发起猛烈批判。

英国山岳会究竟为何重要？因为后来被称为“日本登山之父”的韦斯顿，也是英国山岳会会员；而前来拜访他的小岛乌水，又在韦斯顿的劝说下，于1905年创立山岳会（后来的日本山岳会）。也就是说，从英国山岳会到日本山岳会，存在一条“思想的谱系”。如果不把这里当作问题来追问，就始终无法认真讨论日本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英国山岳会最猛烈的批判者，正是拉斯金（1819—1900）。1865年，拉斯金受成立第七年的山岳会邀请演讲，他借此机会，痛斥山岳会把山变成登山娱乐与消费的场所，将会员骂作“贪婪的俗物”，大加挞伐。

拉斯金以敏锐批评家的眼光，以及作为威廉·透纳等艺术家的赞助人的感性看出：登山的目的，是让登山家获得快乐并沾沾自喜，其感性源流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换言之，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人通过殖民化，把被征服者贬为未开化、低等民族，把自己定位为救世主、进步与光的化身，并从中获得快乐；这条谱系，只不过把对象从人换成了自然。

于是，拉斯金面对会员，断然斥之：“登山是对神圣之物的亵渎，是征服欲的表现。”拉斯金本人不是浪漫主义者，却是其精神的继承者。他自己也并不认为山中镇坐着神，但对作为神圣之地的山怀有敬畏。

另一方面，猛烈反驳拉斯金批评的，是斯蒂芬。他是在后浪漫主义语境中以反拨姿态登场的理性主义与不可知论大家，也是英国山岳会第三任会长。

斯蒂芬（1832—1904）受过西欧启蒙思想的洗礼，崇尚人的理性而非神，并放弃圣职、背弃信仰。可以说，他并不认同华兹华斯和拉斯金所说的那种感觉——自然的深处浸润着神崇高的精神，也不认同把山看作神亲手建造的圣堂的态度。

斯蒂芬参照浪漫主义，一面拒斥华兹华斯式“与自然合一的神秘”，一面只抽取“自然如何使人善良”这一道德部分，仅继承其伦理面向。在他的代表作《欧洲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Europe）》（1871年）中，他把山定义为“游乐场（playground）”，从山中剔除了宗教的神圣性、信仰等一切。

崇拜斯蒂芬的，正是“日本登山之父”韦斯顿。191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书名正是《远东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the Far East）》。换言之，经由斯蒂芬的《欧洲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Europe）》，韦斯顿以《远东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the Far East）》把日本的山岳重新定义为游乐场。其中，既没有对日本及日本人历史语境的理解，也没有敬意。

将韦斯顿神化的小岛乌水（1873—1948），盲目而粗率地继承了英国式思想，最终站在使日本的山走向崩坏的起点。但与此同时，“日本的登山”之所以无法简单概括，是因为小岛的思想源流中，也存在着与这种欧化主义对抗的思想家。那就是志贺重昂于1894年出版的《日本风景论》。

志贺是地理学家、评论家和和教育者，后来还成为众议院议员。他警醒那些一味倒向欧化主义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和官僚，主张必须从重新审视日本开始。这种想法，体现在他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亲自创立的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第二号的一篇文章中。

“宗教、德教、美术、政治、生产的制度，都必须以‘国粹保存’来守护，但这并不是说，要日本永远维持旧貌。只是，西欧文明应当经过咀嚼、消化之后，再加以吸收。”

换言之，拒绝西欧文明的一切并不正确，但如果不把目光投向作为接受方的日本，只是盲目赞美西欧文明，不假思索地照搬实施，同样是错误的。这正是他提出的批判。

本来，在接受某种事物时，最应该先审视的是自己；然后再思考，哪些外来要素、以怎样适合自己的方式加以接受。这才是正当的做法。然而，明治时期掌握实权的欧化主义者，在并不理解日本的情况下无视语境，只顾崇拜西欧，并把各种制度接连付诸实施。这个问题，就埋设在日本登山的源流之中，却不知为何从未被视为问题。而它不只存在于登山，也是至今仍在日本社会蔓延的病理。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天，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仍然赤裸裸地延续着这种感性。前些日子，澳大利亚年轻的比安卡·阿德勒登上珠穆朗玛峰时，许多英语媒体也把她的成就写成“征服（conquered）”了珠峰。“conqured（征服）”一词，从词源上说根植于“胜利”的观念，是一个让人联想到“登山者”与“山”之间战斗或竞争的用语。

事实上，阿德勒受到赞赏，是因为“创下了从海边到珠穆朗玛峰顶的最快登顶纪录，从印度出发后仅用50天便完成登顶”。包括她本人在内，人们至今仍未能摆脱这种可憎的价值观。她被称作登山家时的经历也一样：12岁登上勃朗峰，两年后挑战阿空加瓜山，成为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之一。

这些真的是值得称颂的“伟业”吗？为什么人必须与自然竞争、征服自然？

比安卡·阿德勒十几岁便尝到征服自然的快感，为了自己的贪欲而消费他国山岳；格蕾塔·通贝里则在十几岁时便下定决心，要直面世界真正的难题，如今仍作为自然破坏、气候变化、工业社会和加沙战争的批判者，持续在最前线行动。这种落差与深度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

审视这条谱系时便会发现，韦斯顿在日本实施的登山，无论如何都与日本原本的世界观不合。也就是说，我们并非要否定登山，而是要不断深化与那些失落之物的对话，找到日本自己的答案。

此刻，一个安静的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否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并望向前方？还是会再次视而不见，极尽贪欲？

如今，美国、欧洲和英国都在动摇，我们应该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追随西方。

如果人类能够征服自然，那么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也许，一柄利刃早已抵在人类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