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本來不登山｜神奈備的三輪山與威斯頓

神奈備坐落於日本各地。當我們試圖重新思考這個念作「かんなび、かむなび」的古老概念時，會遇上一道斷層，那就是明治以後遭到扭曲的「山」。

神奈備這個詞本身，早已見於奈良時代的文獻。例如，《出雲國風土記》記載了四座名為「かんなび」的山，包括楯縫郡的神名樋山（今大船山），以及意宇郡的神名樋野（今考定為松江市的茶臼山）等；《萬葉集》中也有多個寫作「神名火」「甘南備」等字的用例。這顯示至少在奈良時代前後的感性中，人們已開始在「山」裡感受到神奈備。

不過，這個時代的「山」，不同於更早以前，也不同於現代。尤其對現代人而言，「山」會與富士山、日本阿爾卑斯等明確屬於自然物的「山岳」連結在一起，但這樣的感性，原本並不存在於日本。

這裡值得注目的，是《萬葉集》歌詠「甘南備の三諸の山は春されば」時所提到的「三諸山」。三諸念作「みもろ」，而以這個名字為名的山，被認為起源於大和國（今奈良縣中南部），那就是三輪山。

無論是成立於八世紀前半的《古事記》，還是《日本書紀》，都記載三諸山（御諸山）是大物主神鎮坐之地；《出雲國造神賀詞》所記的大物主神，也寫有「坐於大御和（おおみわ）的神奈備」。這證明了自古以來，坐落於奈良縣櫻井市的三輪山，便被定位為大和的神奈備。

基於這樣的背景，以三輪山為御神體的大神神社，被稱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直至今日，大神神社依然沒有本殿，主祭神大物主神鎮坐於山本身，人們從拜殿奉祀，保有這樣的世界。在現今的神道中，這種奉祀形態被視為特殊，但日本各地仍有少數神社保有相同形態，因此，大神神社的信仰，或許更適合視為時代裂縫與交融地點所留下的痕跡。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將登上三輪山不稱為「登山」，而稱為「登拜」的習慣。

從「登山」中抽去「山」字，成為「登拜」的觀念。這裡潛藏著江戶時代與明治以後之間，一道決定性的斷層。

登山如今是許多人的嗜好，但日本人本來並不登山。

說到底，登山始於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來日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沃爾特・威斯頓；而其源頭，則可追溯至1881年調查信州山岳地帶的英國冶金技師威廉・高蘭德。這裡應該聚焦的是，參與日本登山黎明期的這兩個人，都是英國人，而英國正是近代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象徵。

換言之，明確區分「人類」與「自然」的二元世界主導者，捨棄了日本人在那之前培育出的感性，成為將山翻轉到一個沒有神存在的世界的開端。我個人認為，1880年代這場圍繞山的逆轉，是通往現代日本自然破壞的源頭，也是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因為對日本人而言，自然破壞就是對信仰、習俗、風習、行為、祭祀、靈性等所有領域的破壞。而事實上，從明治維新以來不過短短160年左右，日本便已造成了這場慘劇。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命名「日本阿爾卑斯」的高蘭德，以及被尊奉為「日本登山之父」的威斯頓，他們的功績總是以正面的方式被講述。日本近代化即將走過160年的此刻，才正是應該真誠重新審視的時候。

流經他們源頭的感性，究竟是什麼模樣？了解這一點，不僅關係到重新發現日本人的自然觀，甚至關係到信仰的復興。

大前提是，基督教的普遍教義嚴格區分「創造主」與「受造物」。對基督教而言，神是超越自然的創造主，不是自然本身，更不是存在於自然內部的存在（泛靈論）。從《聖經》創世記中神創造自然這一點，也能清楚看出。

因此，山、川、樹木都是「（由神）創造之物」，不被視為神。於是，將山、川、樹木、岩石本身當作神來參拜的日本式行為，在嚴格的基督教中便成為偶像崇拜，在《聖經》傳統中也被視為重罪。在理解這個底層結構之後，再來閱讀「日本登山之父」威斯頓的脈絡，才是關鍵。因為他所重視的，是十九世紀在英國人之間擴展開來的後浪漫主義感性。

這個脈絡的源頭，是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威廉・華茲華斯、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以及思想家暨登山家萊斯禮・史蒂芬。

在英國湖區出生長大的華茲華斯（1770—1850），是開啟浪漫主義感性之源的詩人，對山懷抱深深的敬畏。而這一切，始於將山視為一種「仰望」的文化，而非「攀登」的文化。

這個脈絡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是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1857年成立於倫敦的世界第一個山岳會，誕生於華茲華斯去世之後；但事實上，這個源自英國的山岳會，其思想與姿態，已孕育出通往現代種種問題的思想與實踐源頭。

例如，過度觀光造成富士山與日本阿爾卑斯的汙染，若無法看穿其源頭的思想，即使只是制定法規，本質上也不會有效。觀察這股動向時，不可忽略的是一段歷史：繼承浪漫主義感性的人，曾對英國山岳會提出強烈批判。

英國山岳會究竟為何重要？因為後來被稱為「日本登山之父」的威斯頓也是英國山岳會會員，而前來拜訪他的小島烏水，又在威斯頓的建議下，於1905年成立山岳會（後來的日本山岳會）。換言之，從英國山岳會流向日本山岳會，存在一條「思想的系譜」。若不將此處視為問題，就始終無法認真論述日本人與自然的關係。

而英國山岳會最大的批判者，正是羅斯金（1819—1900）。1865年，成立邁入第七年的山岳會邀請羅斯金演講，他利用這個機會，痛烈批判山岳會將山變成登山娛樂與消費的場所，並斥責、抨擊會員是「貪婪的俗物」。

羅斯金以敏銳評論家的眼光，以及身為威廉・透納等藝術家贊助者的感性，看出登山的源頭是一種殖民地主義感性：登山家的目的，是從中獲得快樂並自我陶醉。換言之，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歐人藉由殖民，將征服對象貶為未開化、劣等民族，並把自己定位為救世主、進步與光明的存在，以此獲得快樂；這條系譜，不過是將對象從人類換成了自然。

於是，羅斯金當著會員的面，以「登山是對神聖事物的褻瀆，也是征服欲的展現」一句，全盤否定了登山。羅斯金本人並非浪漫主義者，卻是繼承其精神的人物。他自己雖未認為山中有神鎮坐，卻對山這個神聖之地懷有敬畏。

相對地，猛烈反駁羅斯金批判的，是在後浪漫主義脈絡中反動登場的理性主義、不可知論大家，也是第三任英國山岳會會長的史蒂芬。

史蒂芬（1832—1904）接受西歐啟蒙思想的洗禮，重視人類理性勝於神，是捨棄聖職、放棄信仰的人物。換言之，他並不認同華茲華斯與羅斯金所說的那種感覺——自然深處滲透著神崇高的精神——也不認同將山視為由神之手建造的聖堂這種態度。

史蒂芬參照浪漫主義，摒棄華茲華斯式「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神秘」，只擷取「自然如何使人變得善良」的道德部分，僅繼承其倫理層面。然後，他在主要著作《歐洲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Europe）》（1871年）中，將山定義為「遊樂場（playground）」，把宗教性的神聖與信仰等事物，從山中徹底抽離。

崇拜史蒂芬的，正是「日本登山之父」威斯頓。他在1918年出版主要著作，書名正是《極東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the Far East）》。換言之，威斯頓沿著史蒂芬《歐洲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Europe）》的脈絡，以《極東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the Far East）》為名，將日本的山岳重新定義為遊樂場。其中，對日本與日本人歷史脈絡的理解與敬意，蕩然無存。

將威斯頓神格化的小島烏水（1873—1948），盲目而粗糙地繼承了英國式思想，結果站上使日本的山走向崩壞的起點。但與此同時，「日本的登山」之所以無法被簡單概括，是因為小島的源頭，也存在對抗這種歐化主義的思想家。那就是志賀重昂於1894年刊行的《日本風景論》。

志賀是地理學者、評論家、教育家，也曾擔任眾議院議員。他對政治家、大學教授、官僚等人一味傾向歐化主義的態度敲響警鐘，提倡從重新審視日本開始。這種思想，體現在他於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創辦的政教社機關誌《日本人》第二號的一篇文章中。

「宗教、道德教育、美術、政治、生產的制度，必須以『國粹保存』加以守護，但這不是說要一直守著日本的舊貌。只是，西歐文明應在咀嚼、消化之後，再加以採納。」

換言之，全盤拒絕西歐文明並不正確，但毫不關注作為接受方的日本，盲目讚頌西歐文明，未經思考便加以實行，也是錯誤的。這就是文章提出的批判。

本來，接受任何事物時，最先應該注視的都是自己，之後再思考該選擇哪些外來要素，以及如何以適合自己的形式接受。這才是健全的方法，但明治時期掌握實權的歐化主義者，並未理解日本，無視脈絡，只知崇拜西歐，接二連三地付諸實行。這個問題就存在於日本登山的源頭，卻不知為何從未被視為問題。而這不僅限於登山，也是至今仍蔓延於日本社會的病灶。

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在今天，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依然露骨地延續這種感性。前些日子，澳洲年輕登山家比安卡・阿德勒登上聖母峰時，許多英語媒體也將她的成果描述為「征服（conquered）」了聖母峰。

「conquer（征服）」這個詞，語源上根植於「勝利」的觀念，是讓人聯想到「登山者」與「山」之間的戰鬥或競爭的用語。

事實上，阿德勒受到讚揚的，是「創下從聖母峰海平面到山頂的最快登頂紀錄。從印度出發後，僅用50天便完成登頂」；包括她本人在內，人們仍未脫離這種令人厭惡的價值觀。她十二歲登上白朗峰，兩年後又挑戰阿空加瓜山，被譽為最年輕紀錄保持者之一，情況也同樣如此。

這些真的是值得讚頌的「偉業」嗎？為什麼非得與自然競爭、征服自然不可？

比安卡・阿德勒在十幾歲時便嘗到征服自然的快樂，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而消費他國山岳；格蕾塔・童貝里則在十幾歲時下定決心，面對世界真正的課題，作為自然破壞、氣候變遷、產業社會與加薩戰爭的批判者，至今仍在最前線持續行動。這種落差與深度的差異，究竟從何而來？

審視這條系譜時便會發現，威斯頓引入日本的登山，無論怎麼想，本來都不符合日本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否定登山，而是加深與失落之物的對話，找出日本自己的答案。

此刻，一個安靜的問題浮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能否真誠面對這個問題，放眼未來？還是要再次視若無睹，窮盡貪欲？

如今美國、歐洲、英國都已動搖，我們應該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追隨西方。

如果人類能征服自然，反過來也同樣成立。或許，一柄銳利的刀刃，早已抵上人類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