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墓碑上刻下的“无”，是在战场上得来的

日本的墓碑，习惯刻上“某某家之墓”，刻下的是家族血脉延续的保证。然而在北镰仓圆觉寺的山丘上，一块仿照电影银幕形状的黑色花岗岩上，只刻着一个“无”字。刻字的是时任圆觉寺管长的朝比奈宗源老师，据说长眠于此的人，生前就向老师求了这个字。

这位电影人，名叫小津安二郎。抹去家族之名，只留下一个否定之字，这份心，正是小津一生激烈搏斗的写照。因为对小津来说，“无”并不像禅修僧人那样，是晚年抵达的美丽结论，而是字面意义上在战场上得来的东西。

谈论这个时代的电影人，绕不开战争。1937年9月10日，小津刚写完『父ありき』（《父亲在世时》）的剧本就接到征召，被分配到操作毒气武器的野战瓦斯第二中队。他以军人身份在上海登陆，转战徐州、南京、汉口、南昌，1938年6月升为军曹。小津在异国度过了一年十个月的战争岁月，其间，挚友山中贞雄不堪战场之苦，病倒身亡。

失去天才电影人山中，给当时的日本电影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其中最受打击的，就是小津。驻扎南京期间，小津走访兵营后山一座名叫鸡鸣寺的荒寺，那里有一位名叫二空的住持，据说小津请他写了一个“无”字。而且，他还把这个字寄给了日本著名的电影人沟口健二。

简单地说，拍电影的手，变成了以军曹身份率领毒气部队的手；又用同一只手求来一个禅字，作为一则洒脱的禅问答，寄给国内的电影人。紧接着的下一个月，山中贞雄在开封病殁于战地。据说听到讣闻的小津好几天没有开口。“无”这个字，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漩涡里显现在他手中的，而不是作为禅的思想抵达的。

另一方面，对小津来说，战争有着双重意义。1943年6月，小津又以军报道部电影班成员的身份前往新加坡。目的是拍摄国策电影，但战局恶化，根本无从拍摄，企划悬而未决地不了了之。

无法拍摄的他做了什么？他在用于审查的试映室里，看了一百多部被列为敌性电影而遭封禁的欧美作品。也就是说，他以审查为名，获得了尽情接触敌国电影的时间。战败后，他被关进裕廊的收容所，在那里熟读《太平记》《平家物语》《古今集》，吟咏俳句，1946年2月回到日本。

能够重新踏上故土，在当时是一种幸运。这期间究竟有多少电影人死去，谁也不知道。死者之中，也许本会走出代表战后的导演和演员。在这样的漩涡之中，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活下去。

两度上战场，站在加害的一方，失去朋友，被敌国电影击倒，在收容所里读着日本古典回来的一位电影人，此后十七年一部战争片也没有拍过——这个事实，给此后活着的我们留下了什么？把这个问题想透，也许正是观看小津电影时需要的一种心得。

因为在小津的电影里，战争不是没有被描绘，而是像投下的阴影一样，被安放在日常之中。著名的《东京物语》（1953年）里，原节子饰演的纪子，是战死的次子的遗孀。那个次子一次也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出现的只有照片，只有一个八年都没有再婚的女人无法对任何人说出的疲惫，以及一位仍相信儿子还在某处活着的母亲的叹息。

《东京物语》里，来到东京的老夫妇渐渐变得碍手碍脚，人们往往把这看作子女的冷漠；但真正空出来的，其实是那个失去的儿子本该坐着的位置。换句话说，小津是一个始终在拍人离去之后的人。要映出“某物不在”的状态，就必须先准确地累积起某物曾经在那里的时间。小津近乎异样的严密，看起来就是为这种准备而存在的。

小津于1963年12月12日，在满六十岁生日那天因癌症去世。前一年，他送走了一生同住的母亲。第二年东京奥运会到来，国家仰头向上，家庭散入公寓团地，电视占据了茶室，那样的时代即将来临，而他在它的前一步结束了。小津没有看到高度成长的完成形态就死去，我怎么也不觉得这是偶然。他是拍摄家如何一点点散开的人，而不是拍摄散尽之后的风景的人。

先锐的电影人，总是映照出时代的前方，一旦完成自己的工作，便悄然退出舞台。日本失去“某种东西”的那一瞬间，确确实实地被描绘在他的电影里。墓志上记的戒名是“昙华院达道常安居士”。昙华，就是据说三千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华。再平凡的东西也不会再出现第二次，所以这世上的一切都无比珍贵。正因不会再现所以珍贵，这一认识与墓碑上的“无”，不过是从正反两面说着同一件事。

以“无”贯穿一生的活法，至今仍刻在胶片上，历经遥远的岁月，依然向人们传达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小津电影所表现的，或许正是对我们来说最珍贵、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握在手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