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和野国学是近代神道的源头｜龟井兹监、大国隆正、冈熊臣的谱系

从幕末动荡到明治初年，“神道”开始真正运转起来，而它的奠基，有一个决定性的现场——岛根的津和野藩。津和野藩在幕末至明治时期并不起眼，却是把哲学带进日本的西周、作家森鸥外等人的故乡，静静地孕育出一批象征明治的人物。

其中，津和野藩还出了一位人物，他成为一次巨大的结构性转折的源头，这次转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神道。他就是生于宽政四年（1793年）、卒于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1年的大国隆正。

大国隆正是当时拥有超凡影响力的国学家平田笃胤的门人，此外还广泛涉猎儒学、绘画、兰学。其中他钻研最深的，是国学家本居宣长的音韵学，师从宣长的门人村田春门。

在广泛学习这些象征时代的学问之后，大国隆正最终决意开创自己的学问。他一边著述，一边脱藩，亲自走访各地，把国学之心重新定义为“本教本学”（本学），并将它移植进近代的制度之中。在这件事上，他是贡献最大的幕后功臣。

另一位功臣是冈熊臣。他同样作为村田春门的门人修习国学，后来于1849年出任津和野藩校养老馆首任国学教师。在此之前，津和野藩和其他藩一样，在藩校里教授幕府推崇的朱子学；而就在这时，藩的学问体制一举转向了国学。主导这一转变的，正是藩的领袖——藩主，也就是津和野藩最后一任藩主龟井兹监。

龟井作为藩主的功绩难以估量。他不惜为学问投入，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他最大的谋划就是推崇国学，而他在此起用的，正是冈熊臣。也就是说，仿佛宣告即将步入幕末的1850年代的开幕，藩主龟井与国学家冈熊臣在这里联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津和野国学”的源流。后来将这块基石推向更高处的，是大国隆正。

这正是津和野国学的脉络成形的关键时期，冈熊臣却在1851年9月1日去世。两周之后，龟井让才学出众、却因当时不被理解而脱藩的大国隆正重新归藩，以免津和野藩士失去求学之所。

龟井让大国归藩、维系了这段关系，从中受益的是福羽美静。龟井命令在津和野藩刻苦向学的年轻福羽，于1853年前往大国隆正讲学的京都。京都时期，不安的空气笼罩着古都，福羽在国学思想中接受了尊王攘夷论的洗礼，坚定了志向，1857年归藩，开始在养老馆执教。

随后进入幕末的动荡期，而津和野藩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从江户时代走向明治时代的走向。因为津和野虽说属于岛根县，却几乎紧挨着山口县，尤其靠近的，正是长州藩。

与幕末的主角长州藩相邻的津和野藩，虽然被幕府的长州征伐等事件搅得左右为难，却凭着藩主龟井的手腕，勉强维系住了与长州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或许也因为这份人情，1868年长州派系确立霸权之际，龟井被任命为新政府参与；又因他是推动津和野国学的中坚，并培养出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秀国学家，这份功绩受到看重，被擢升为神祇事务局判事等职。

这个机构是明治政府推行祭政一致、神道国教化政策的母体，事实上的宗教行政机关，而为其早期奠基贡献最大的，正是以龟井为首的津和野藩诸人。可以说，近代神道的开端里，注入了这个津和野藩的思想。

然而，站在山城津和野城的遗址上眺望城下町，我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从一个不在都城的小小山间地区，会生出呼喊‘日本’的思想？”

在明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津和野国学的影响渐渐消失，但它确实形成了后来国家神道的一个源头。只是，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藩曾经拥有的力量，如今已难以想象。

然而，日本的历史，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从不在都城的小地方开始的。新时代，往往始于一个人人都忽略的意外之地迈出的小小的、却又巨大的一步。吹着这片土地的风，我不由得觉得，下一次重大转折的第一声，一定也不会出自东京、大阪、京都这样的都市，而会诞生在一个小而不起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