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墓碑上刻的「無」，是在戰場上得來的

日本的墓碑，習慣刻上「某某家之墓」，刻下的是家族血脈延續的保證。然而在北鎌倉圓覺寺的山丘上，一塊仿照電影銀幕形狀的黑色花崗岩上，只刻著一個「無」字。刻字的是時任圓覺寺管長的朝比奈宗源老師，據說長眠在這裡的人，生前就向老師求了這個字。

這位電影人，名叫小津安二郎。抹去家族之名，只留下一個否定的字，這份心意，正是小津一生激烈搏鬥的寫照。因為對小津來說，「無」並不像禪修僧人那樣，是晚年抵達的美麗結論，而是不折不扣在戰場上得來的東西。

談論這個時代的電影人，離不開戰爭。1937年9月10日，小津剛寫完『父ありき』（《父親在世時》）的劇本就接到徵召，被分派到操作毒氣武器的野戰瓦斯第二中隊。他以軍人身分在上海登陸，轉戰徐州、南京、漢口、南昌，1938年6月升為軍曹。小津在異國度過了一年十個月的戰爭歲月，其間，摯友山中貞雄承受不住戰場，病倒身亡。

失去天才電影人山中，為當時的日本電影界投下濃重的陰影，而其中最受打擊的，就是小津。駐紮南京期間，小津走訪兵營後山一座叫雞鳴寺的荒寺，那裡有一位名叫二空的住持，據說小津請他寫了一個「無」字。而且，他還把這個字寄給了日本知名的電影人溝口健二。

簡單說，拍電影的手，變成了以軍曹身分帶領毒氣部隊的手；又用同一隻手求來一個禪字，當作一則瀟灑的禪問答，寄給國內的電影人。緊接著下一個月，山中貞雄在開封病逝於戰地。據說聽到噩耗的小津好幾天沒有開口。「無」這個字，正是在這樣的時間漩渦裡出現在他手中的，而不是作為禪的思想抵達的。

另一方面，戰爭對小津來說有雙重意義。1943年6月，小津又以軍報導部電影班成員的身分前往新加坡。目的是拍攝國策電影，但戰況惡化，根本無法開拍，企劃就這樣懸在半空中不了了之。

無法拍片的他做了什麼？他在審查用的試映室裡，看了一百多部被列為敵性電影而遭封禁的歐美作品。換句話說，他以審查為名，換來了盡情接觸敵國電影的時間。戰敗後，他被關進裕廊的收容所，在那裡熟讀《太平記》、《平家物語》、《古今集》，吟詠俳句，1946年2月回到日本。

能再次踏上故鄉的土地，在當時是一種幸運。這段期間究竟有多少電影人死去，誰也不知道。死者之中，也許原本會出現代表戰後的導演與演員。在這樣的漩渦裡，活下來的人不得不活下去。

兩度上戰場，站在加害的一方，失去朋友，被敵國電影擊倒，在收容所裡讀著日本古典回來的一位電影人，此後十七年一部戰爭片也沒拍過——這個事實，為之後活著的我們留下了什麼？把這個問題想透，或許正是觀看小津電影時需要的一種心得。

因為在小津的電影裡，戰爭不是沒有被描繪，而是像投下的影子一樣，被放在日常之中。著名的《東京物語》（1953年）裡，原節子飾演的紀子，是戰死的次子的遺孀。那個次子一次也沒有出現在畫面裡，出現的只有照片，只有一個八年都沒再婚的女人說不出口的疲憊，以及一位仍相信兒子還在某處活著的母親的嘆息。

《東京物語》裡，來到東京的老夫妻漸漸變得礙手礙腳，一般人往往把這看成子女的冷漠；但真正空出來的，其實是那個失去的兒子原本該坐的位子。換句話說，小津是一個始終在拍人離開之後的人。要拍出「某樣東西不在」的狀態，就必須先精準地堆疊出某樣東西曾經在那裡的時間。小津近乎異常的嚴謹，看起來就是為了這種準備而存在的。

小津在1963年12月12日，滿六十歲生日那天因癌症過世。前一年，他送走了一生同住的母親。隔年東京奧運到來，國家抬頭向上，家庭散入公寓社區，電視占據了客廳，那樣的時代即將來臨，而他就在它的前一步結束了。小津沒有看到高度成長的完成形態就離世，我怎麼也不覺得這是偶然。他是拍「家」如何一點一點散開的人，而不是拍散盡之後風景的人。

走在最前面的電影人，總是映照出時代的前方，一旦完成自己的工作，便悄悄退出舞台。日本失去「某種東西」的那一瞬間，確確實實被描繪在他的電影裡。墓誌上記的戒名是「曇華院達道常安居士」。曇華，就是據說三千年才開一次的優曇華。再平凡的東西也不會再出現第二次，所以這世上的一切都無比珍貴。正因為不會再現所以珍貴，這份認識與墓碑上的「無」，不過是從正反兩面說著同一件事。

以「無」貫穿一生的活法，至今仍刻在膠捲上，經過漫長的歲月，依然向人們傳達著某種重要的東西。小津電影所表現的，或許正是對我們來說最珍貴、無論怎麼掙扎都無法握在手中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