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宿文化艺术影院与葛井欣士郎｜地下蝎座与20世纪60年代新宿

半个多世纪前的六十年代，新宿。 催泪瓦斯、角材、地下剧场的热气，以及在这一切中心诞生的艺术电影，不只是现象，而是文化。

小小街区里，无处安放的愤怒、不安、挫败、乡愁交错混杂。ATG（日本艺术剧院协会）提供了媒介，使之不沦为堕入虚无的工具，而转化为创作能量，让年轻人的创作力喷涌到惊人的境界。

数十万人包围国会，一个名叫桦美智子的女大学生死去，《日美安保条约》依然通过。“什么都无法改变”的巨大挫败感，开启了六十年代。 他们相信政治能改变世界，却未能改变。他们什么都没有，连一样都没能改变。 那一瞬，年轻的胸中豁然空洞。此时，街头口号填不满、挽臂人墙也填不满、更深处的问题，从某处涌出、泛滥，一下吞没了年轻人的心。

在城市这个巨大而没有答案的空间里，他们苦恼着。

人为何而死？ 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能与他者相遇吗？ 不，说到底，我究竟是什么？ 神存在吗？ 若存在，为何不回答？ 世界能够改变吗？

政治和革命都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年轻人怀抱着它们，无处容身。就在此时，昏暗的影院里，开始上映ATG发行的西欧先锋艺术电影。

年轻人排队涌入的影院，名叫新宿文化艺术影院。

地点在新宿三丁目，伊势丹旁。1962年开馆，营业至1974年，约十二年。担任总经理的，是参与创立ATG的葛井欣士郎。观看ATG作品，几乎总会出现他的名字。 他承接川喜多嘉子的心愿，再将其传递给现场的年轻人。他正是站在ATG文化现场、迎接观众、引爆创作的化身。

事实上，他没有让这里只是一家影院。 1963年起，这里开始上演前卫戏剧；1967年，又在影院地下开设了名为“地下蝎座”的小剧场。命名者是三岛由纪夫。这里也成为日本首个以剧场公映形式上映实验电影的空间。

究竟，新宿三丁目这小小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谈论这家剧场之前，必须先看看外面的街。

同在1967年，新宿还发生了别的事。 那年8月，花园神社境内突然搭起一座鲜红的帐篷，是前卫戏剧家唐十郎的红帐篷。唐十郎准备上演《腰卷阿仙》，神社方面投诉其违背国体，于是改名《月笛阿仙》开幕，约一周后又改回原名。

翌年，1968年6月，当地商店联合会等发起排斥运动，通知禁用神社境内。唐十郎撒下写着“再见，花园！”的传单离去。 1969年1月3日，唐十郎无视东京都政府的中止命令，在西口公园以游击方式搭起帐篷。虽被二百名机动队员包围，仍坚持演到最后，散场后被捕。

同年1月1日，寺山修司创立天井栈敷。他本人说，如此命名，是因为不想置身地下，而想把自己放到更高的地方。 后来，他还进行街头剧：不给观众门票，而给他们一张新宿地图，让他们走街串巷寻找戏剧。

剧场走上街头，街头成为剧场。

1968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之夜，新宿站燃起大火。两千人闯入站内，把电车座椅当柴点火，两万围观者团团围住。一百五十万人的出行受阻，骚乱罪被适用。

也就是说，这几年，新宿街头无处安放的能量四处喷涌。 那是政治语言无法说清的东西。可以说是反战，也可以说是反对安保，但一说出口，就有某种东西被漏掉。搭帐篷的人、让人走上街头的人、在车站放火的人，都被同一种东西推动着。

ATG以及这家剧场所做的，很简单。 同一栋建筑的地上楼层，放映伯格曼、戈达尔、雷乃的艺术电影；地下则放映若松孝二、足立正生这些当时最激进的纪录电影；电影散场后的半夜，前卫戏剧拉开帷幕。

寺山修司上演《毛皮的玛丽》，蜷川幸雄以导演身份出道，也都在此地。 播种、育苗的ATG，一看到剧场外蒸腾的热气，便在这里完成了决定性的转向。

1966年，由ATG发行、三岛由纪夫执导的实验短片『憂国』（《忧国》）突然在新宿文化上映，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功。由此，ATG内部萌生了一个构想。

自己制作影片的时机，是不是已经到了？ 川喜多嘉子描绘的未来，竟比预想更快，凭借强烈的年轻人——不，凭借我们难以想象的新宿能量——成为了现实。

下一回，将讲述ATG开始投身制作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