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MA 2400Vol.13

TM MAGAZINE  2026年7月21日

日本艺术剧院协会为何诞生|安保斗争的失败与川喜多嘉子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从安保斗争的失败开始的时代。怀揣着政治未能回答的问题,年轻人在昏暗的电影院里遇见了艺术电影。以川喜多嘉子为中心,1961年11月15日,日本艺术剧院协会(简称ATG)诞生了。

艺术电影。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电影类型,这也难怪。因为艺术电影是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漩涡中开出的一朵花,后来便被浊流冲走了。

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我来介绍艺术电影那个耐人寻味的世界。

一般来说,艺术电影总被贴上“难懂”的标签。 这种难懂的根源,并不在于电影人有意要拍出难懂的作品,也不在于艺术电影的表现本身关乎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而在于,它是从时代本身的内部涌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对艺术电影而言,“试图去理解”这件事本身就是徒劳、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它的真正价值不在那里。这是我们的立足点。

那么,艺术电影在日本绽放,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的时代? 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是一个从失败开始的时代。 安保斗争爆发,几十万人包围国会,一个名叫桦美智子的女学生死在示威的漩涡中,可条约依然通过了。 活在那一代的人们,就是从这场巨大的失败开始了他们的60年代。

他们相信可以用政治改变世界,却没能改变。 面对这个现实时,年轻的胸膛里空出了一个洞。 那是街头的口号、手挽手的游行都填不满的、潜藏在更深处的赤裸裸的问题。

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活着,意义是什么,我真的能与他人相遇吗,神存在吗,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怀揣着政治没有回答的这些问题、无处可去的年轻人,恰在那时,在昏暗的电影院里遇见了艺术电影。

但是,艺术电影的舞台并不是自然生成的。 背后有一个与当时的电影发行相关的重要制度。 那就是政府的配额制。在可以通过流媒体消费无数电影的今天,这或许难以想象。但在当时,外国电影的进口由政府主导,按公司分配,每家公司一年能经营多少部进口片,数量都是规定好的。

在这种制度下,进口的自然集中在赚钱的娱乐大片上。 在那样的时代,谁会把宝贵的名额用在难懂的艺术电影上?从利益的角度看,这种态度理所当然。

然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她汲取新时代年轻人的活力,主张开创电影新的可能性的意义。她就是前些日子介绍过的川喜多嘉子。

一直把欧洲名作运到日本的川喜多嘉子成为核心,仿效当时在美国兴起的艺术影院运动,着手建立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机制。 东宝副社长森岩雄被她的愿景打动,提供了资金和影院。1961年11月15日,传奇的株式会社日本艺术剧院协会(简称ATG)诞生了。 倘若川喜多嘉子没有行动,倘若森岩雄没有爽快地拿出东宝的资金与发行网络,ATG就不会诞生,艺术电影也不会在日本激起回响。 艺术电影,是由那些有过被电影迷住的原初体验的人开辟出来的道路,对我们而言,它是那个时代的记忆。

就这样,ATG于次年1962年4月20日,在新宿文化剧场、日剧文化剧场等几家影院开始放映。具有纪念意义的第一部发行作品,是波兰导演卡瓦莱罗维奇的『尼僧ヨアンナ』(《修女约安娜》)。

这个机制究竟妙在哪里? 妙在放映作品由批评家组成的选片委员会来挑选。也就是说,不看赚不赚钱,只看在艺术上是不是真的。真心热爱电影、有审美眼光的人聚在一起,只进口、只放映真正的感性与表现,去激发接触到真东西的日本年轻电影人。

最大的难题——进口名额,也因为川喜多嘉子的愿景打动了各家公司,以东和为首,其他公司把自己的配额通融给ATG,从而得以跨越。 正因为各家公司拿出了名额,ATG才能把费里尼、戈达尔、萨蒂亚吉特·雷伊,还有伯格曼等当时最前沿的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一部接一部地运到日本。

电影公司之间暂且把赚钱放在一边,为了让年轻人看到好电影而携起手来。想想如今只顾股东和自保的企业,这简直像奇迹一样。 政治与失败的季节所催生的、无处可去的年轻人的热情。它寄宿在川喜多嘉子身上,让产业的机制本身动了那么一瞬。 也就是说,艺术电影的勃兴,是年轻人的饥渴与有心的成年人的共谋,在这一点上相遇而发生的。 它不只是难懂的电影,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 如今,不只是日本,放眼世界,这样一个交汇的点又在哪里呢? ATG的存在,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化都诞生于小小的地方,在那里开始,又安静地结束。 艺术电影也不例外,那股潮流诞生于唯一一个重要的地方,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

那个现场,就是新宿。

催泪瓦斯和木棍,地下剧场的热气,以及在它们正中央发生的艺术电影的诞生。 下一次,要讲的是发生在新宿的、名为ATG的文化。

思想家三井崇央的英文随笔 Project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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