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劇場新宿文化與葛井欣士郎｜地下的蠍座與1960年代新宿

半個多世紀前的六○年代，新宿。 催淚瓦斯、角材、地下劇場的熱氣，以及在這一切正中央誕生的藝術電影，都不只是現象，而是文化。

在一小塊街區裡，無處可去的憤怒、不安、挫敗與鄉愁交雜混亂。ATG（日本藝術劇院協會）提供了一種媒介，不把這些情緒變成墮入虛無的工具，而是轉化為創作能量，使年輕人的創造力迸發到驚人的境界。

數十萬人包圍國會，一名叫樺美智子的女大學生死亡，日美安保條約卻仍然通過。「什麼也改變不了」的巨大挫敗感，揭開了六○年代的序幕。 他們相信政治能改變世界，結果卻改變不了。他們什麼也沒改變，連一件事都沒能改變。 那一瞬間，年輕的胸口突然空出一個洞。此時，街頭口號填不了，人牆也填不了，一個來自更深處的問題，不知從何處湧出、氾濫，一口氣吞沒了年輕人的心。

在都市這個巨大而沒有答案的空間裡，他們苦惱不已。

人為什麼會死？ 意義是什麼？ 我真的能與他人相遇嗎？ 不，追根究柢，我是什麼？ 有神嗎？ 如果有，為什麼不回答？ 世界能改變嗎？

年輕人懷抱著這些政治與革命都不曾回答的問題，無處可去。就在那時，昏暗的電影院開始放映由ATG發行、風格銳利的西歐藝術電影。

年輕人排起長隊的那家電影院，名叫藝術劇場新宿文化。

地點在新宿三丁目、伊勢丹旁邊。1962年開館，直到1974年，營業約十二年。擔任總經理的是參與創立ATG的葛井欣士郎。觀看ATG作品時，幾乎總會看到這個人的名字。 他承接川喜多夫人的理念，再讓它滲透到現場的年輕人之中。他就是站在ATG文化現場、迎接觀眾，並引爆創作的化身。

事實上，他沒有讓這個地方只停留在電影院。 1963年起開始上演前衛戲劇，1967年又在電影院地下開設名為「地下蠍座」的小劇場。命名者是三島由紀夫。這裡也成為日本第一個以劇場公演形式放映實驗電影的空間。

究竟，新宿三丁目這個小小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在談這座劇場之前，必須先看看外面的街道。

同樣在1967年，新宿還發生了另一件事。 那年8月，花園神社境內突然搭起一座鮮紅的帳篷，那是前衛藝術家唐十郎的紅帳篷。唐十郎原準備上演《腰卷阿仙》，神社方面卻抗議此劇違反國體，於是改名《月笛阿仙》開演，約一週後又改回原名。

翌年1968年6月，當地商店聯合會等發起排斥行動，通知禁止他們使用神社境內。唐十郎撒下寫著「再見了，花園！」的傳單後離去。 1969年1月3日，唐十郎無視東京都的中止命令，在西口公園突擊搭起帳篷。儘管遭兩百名機動隊員包圍，他仍堅持演出到最後，謝幕後被捕。

同年1月1日，寺山修司創立天井棧敷。他本人說，這裡不走地下（angura）路線，而是想把自己置於更高處，因此得名。 後來他甚至做過街頭戲劇：不給觀眾門票，而給他們新宿地圖，讓他們為了尋找戲劇而在街上行走。

劇場走上街頭，街道成為劇場。

1968年10月21日，國際反戰日之夜，新宿車站起火。兩千人闖入站內，把電車座椅當作柴火縱火，兩萬名圍觀群眾聚在四周。一百五十萬人的行程受阻，此案適用騷擾罪。

也就是說，那幾年，新宿這條街上，無處可去的能量在各個角落噴發。 那是政治語言無法言說的東西。可以說是反戰，也可以說是反安保，但一說出口，就會漏掉某種東西。搭帳篷的人、讓人在街上行走的人、在車站縱火的人，都被同一種東西驅使。

ATG以及這座劇場所做的事很單純。 同一棟建築的地上，放映柏格曼、高達、雷奈等人的藝術電影；地下則放映若松孝二、足立正生等當時最激進的紀錄片；電影結束的半夜，前衛戲劇接著開幕。

寺山修司上演《毛皮的瑪莉》，蜷川幸雄以導演身分出道，也都在這個地方。 而播下種子、培育新芽的ATG，一看見劇場外正在發生的熱氣，便在此完成了決定性的轉向。

1966年，由ATG發行的三島由紀夫實驗短片『憂国』（《憂國》）突然在新宿文化上映，獲得超乎預期的成功。這次經驗使ATG內部萌生一個構想。

由我們自己製作的時刻，是不是已經到來？ 川喜多夫人描繪的未來，將出乎意料地迅速實現，憑著充滿力量的年輕人——不，憑著我們無法想像的新宿能量。

下一回，將談ATG開始投入製作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