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杜金的多極主義｜從傳統主義到第四政治理論

美國是正義，伊朗是惡。 不，伊朗才是正義，美國是惡。

修憲是正義，護憲是惡。 不對不對，護憲才是正義，修憲是惡。

說到底，活在二元論世界裡的人，究竟在做什麼？ 持續五百年的西欧式帝國幻想，在二戰後化成美國與蘇聯的二元對立，冷戰結束後又歸結為一元論的美國帝國。然而如今，西方一元論的帝國主義已經徹底終結。與此同時，美國仍死守日漸崩解的霸權，西歐也無法接受自己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們的病，招來了既非一元論、也非二元論的多極主義（Multipolarity），並開始引發劇烈混亂。只是在日本國內，幾乎沒有機會聽人談起多極主義，所以這一次，我想看看隨著西方終結而浮現的「下一種思想」。

若放在當代脈絡中，多極主義的搖籃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冷戰結束後，一元論的美國帝國主義籠罩全球。1990年代後半，後來成為俄羅斯總理的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提出「普里馬科夫主義」，正是其起源。當時擔任外長的普里馬科夫主張：「俄羅斯、中國與印度應攜手合作，建立一個多極化世界，制衡美國的單極霸權。」他提議在歐亞大陸形成地緣政治三角，試圖從經濟與外交層面制衡美國的單極霸權，後來成為金磚國家（BRICS）的基礎。

多極主義的核心非常單純。特定國家或民族所創造的價值觀，終究只是特定地區的產物；一旦越過其界線，套用到脈絡不同的其他地區，便無異於侵略。西方宣稱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平等、和平、愛與階級鬥爭等，都是代表例子。換句話說，這些價值只在西歐部分地區行得通，不應擴張到全世界，這就是多極主義的告誡。說得明白些，就是不存在適用於全人類的普遍價值。

如今，美國已在2026年的伊朗戰爭中徹底敗北，多極主義的倡導者紛紛提出警告：西方若繼續干涉其他地區，將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要求川普總統「趁早從伊朗收手，跟以色列斷絕關係，回家去吧」，這種主張在美國國內也已開始成為主流。在這股潮流中，西方論者開始公開使用「多極主義」這個昔日自由派西方知識分子最畏懼的詞彙，並且愈發強硬地主張：「西方應該完全退出中東與亞洲，回家去。」

不過，對不熟悉大陸局勢的日本人而言，這些脈絡多少有些難以理解。 首先，在多極主義思想中，有一位絕不能忽視的關鍵人物，那就是被歐美自由派稱為「現代最危險思想家」的亞歷山大・杜金。 杜金的名字，在歐美自由派圈子裡是「不可說的名字」，簡直就像『哈利波特』裡那個「名字不能說」的佛地魔。因此，在受歐美自由派影響的日本大眾媒體中，絕對不會出現他的名字。然而，當代多極主義正是由杜金的思想所支撐。

如果說前述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的多極主義，承擔的是經濟與外交層面的國家情報實務，杜金的多極主義承擔的便是文明論層面的思想。

他於1962年出生，是蘇聯軍事情報機構高官之子，其思想根源則在1960至1980年代存在的地下沙龍。作家尤里・馬姆列耶夫（1931—2015）在莫斯科的公寓裡，有一個房間被用來舉辦沙龍。這裡是地下運動的母體，被稱為「尤任斯基小組」。他們的目的，是組織反抗蘇聯體制的反動分子。

厭惡蘇聯無神論與唯物論的反動知識分子、詩人、反體制運動者與神秘主義者齊聚馬姆列耶夫的房間，以與納粹相通的歐洲神秘主義為軸，廣泛研究神秘學等各個領域。年輕的杜金親身經歷了這場危險的洗禮。而在眾人之中，被他們奉為理論支柱的，是詩人葉夫根尼・戈洛溫（1938—2010）。戈洛溫是沙龍的核心，也是卓越的思想家。他透過沙龍中的討論，向即將承擔後蘇聯時代的年輕人灌輸一種思想，那就是傳統主義。

日本人或許並不熟悉傳統主義。這種思想認為「近代這個時代本身，就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脫軌與衰退」，因而全盤否定西方價值觀。傳統主義不是帶著鄉愁的懷古主義，而是把上天賦予的「永恆真理」重新解讀為「傳統」。這也可以說是對蘇聯作為世界第一個標榜「科學無神論」的國家，有組織地摧毀信仰母體教會、放逐神職人員的反動。不過，他們也將近代制度化的宗教視為衰退，把不依賴特定教義、本質而堅實的「存在根源」視為「傳統」。被他們尊崇為傳統主義開祖的，正是法國的勒內・蓋農（1886—1951）。

蓋農在世時就被視為危險人物，原因在於他雖是法國人，卻全盤否定近代西歐所設想的「不斷向上的直線式歷史」。尤其成為他批判目標的，是認為人類始終在進化的英國人達爾文之進化論，也就是達爾文主義。為了突破近代西歐的極限，蓋農接近東方思想與伊斯蘭思想，並認為歷史總是由循環構成。對我們日本人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想法，但近代西歐並沒有這種思維。就在這一刻，東西方思想的根本差異，為自以為征服了世界的西歐人蒙上一道陰影。

誕生於法國的傳統主義，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後，延燒到當時處於敵對關係的鄰國義大利。此時登場的，是義大利思想家尤利烏斯・埃佛拉（1898—1974）。兩者的差異在於：蓋農受東方思想洗禮，主張透過冥想回歸精神；埃佛拉則主張，危險的實踐與鬥爭，以及在極限狀態中超越自我，才是精神覺醒的必要條件。兩者同屬傳統主義，但其中的差異，就像禪與修驗道。從當時日本也加入的三國同盟角度來看，埃佛拉曾接觸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與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但他的立場與這兩種意識形態在根本上並不相容。

徹底研究傳統主義的尤任斯基小組，由此確信「西方近代主義的擴張＝惡」。而在沙龍中培育思想根基的後蘇聯年輕人，也在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正式展開活動。杜金與被逐出蘇聯、在紐約和巴黎度過十七年流亡生涯的作家愛德華・利莫諾夫，於1993年5月共同成立「國家布爾什維克黨（NBP）」。在NBP展開融合極右與極左的激進運動期間，他於1997年發表『地緣政治學的基礎』。這本書後來成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軍方與政治菁英的聖經，也是通往今日歐亞主義的一部作品。

NBP高舉反自由主義、反美與反全球主義，頌揚革命精神，為蘇聯解體後失去身分認同的俄羅斯人注入生氣。然而另一方面，兩人之間存在致命的思想分歧。杜金以復興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終結近代西方為目標；利莫諾夫則以革命為生，始終把反體制運動本身當作目的。兩人的目標在根本上截然不同。決裂在1998年前後浮上檯面，到了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1999年底，一位如彗星般現身的「無名人物」，讓決裂成為定局。

那個人就是普丁。 1999年8月，普丁獲葉爾欽總統任命為總理；12月31日，總統突然請辭，他便一舉登上代理總統之位。事實上，直到此時，普丁在俄羅斯國內也幾乎默默無聞。2000年1月的達沃斯會議上，一名外國記者詢問俄羅斯方面的與談人：「普丁究竟是誰？」全場隨之陷入沉默，這段軼事非常有名。當時沒有人知道普丁是誰。

呼應這股變化，杜金把普丁視為復興歐亞帝國的化身，利莫諾夫卻不這麼想。兩人因此決裂。直到2020年去世為止，利莫諾夫始終痛批昔日同志杜金是「體制的走狗」。

杜金多極主義的核心，一以貫之地主張：面對美英推動的全球化（海權國家），應將歐亞大陸重新定義為與之對抗的陸權國家，而俄羅斯應站在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支配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一概斥為近代西方所創造、人類史上最糟糕的失敗作品，並提出多極主義作為取而代之的「第四政治理論」。

此外，他的多極主義並非危險思想，而是依據各文明自身傳統與價值觀建立的統治原理。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因一元世界觀而享有特權的西方人；對他們而言，這才會成為最危險的思想。杜金的學說，打動了當時已對西方強加普遍價值感到窒息的伊朗、中國、印度、土耳其，以及歐美右派勢力。如今各種「本國優先」（～First）主張，底層流動的正是他的多極主義。

從1990年代後半起，杜金便對抗美國主導的單極主義，但真正受到矚目，是在2014年的烏克蘭衝突。面對美國中情局（CIA）推翻政權、扶植美國傀儡政權的烏克蘭局勢，杜金因多次發表殺戮言論，遭莫斯科大學解除教授職務。然而，全球對開始衰弱的美國所抱持的厭惡與不信任，反而成了提升他聲名的良機。結果，為了阻止杜金進一步崛起，美國展開暗殺計畫。於是，2022年發生了以杜金為目標的炸彈攻擊。被盯上的是杜金的座車，但他碰巧搭乘另一輛車而逃過一劫，代替他犧牲的，是當時以前途無量的思想家受到矚目的女兒達莉亞。

痛失愛女的杜金，將女兒之死定位為「與西方之間的文明戰爭中的殉教」，懷著悲痛，讓自己的思想日益銳利。直到現在，歐美自由派圈子以及受其影響的日本，依舊不談杜金的名字。然而，伊朗戰爭造成美國的致命敗北，由杜金昇華而成的「多極主義」，如今終於開始受到公開討論。

杜金的巧妙之處，在於為了讓多極主義也滲透西方，他總是搬出西方人熟悉的二十世紀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概念，還把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暢銷書『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薩繆爾・杭廷頓納入理論支柱。此舉為多極主義開闢了美國化與歐洲化的道路。事實上，正因這項卓越的思想工作，今日的美國與歐洲已成為多極主義的震央，既有的自由派與保守派也都徹底成為過去。

換言之，暫且不論贊成或反對多極主義，我們每個人如今都來到必須各自重新審視「近代」與「西方」的重要關頭。因為多極化世界的浪潮已經湧來。對日本而言，回顧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被納入西方影響之下的歷史，並思考下一階段的國家建設，已成為絕對必要的條件。

本來，以「黑與白」斷定事物的二元論，在1868年以前的日本並不存在。如今，無論國際上的伊朗戰爭，還是國內圍繞修憲的爭論，看著許多人陷入二元對立，我不禁覺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似乎已達到幾乎無可避免的程度。換句話說，修憲與護憲無疑站在同一個擂台上，結果不會有任何不同。

二元論的結局，必然通向慘劇。 放眼世界，日本人始終活在非二元論的世界裡，彌足珍貴。此刻，我們日本人對世界的責任，就是向西方提出一條不以「黑與白」劃分的道路。

日本成了近代西方的寵兒。 我們肩負著為西方送終的重大責任。其成敗，將決定今後世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