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的多极主义——从传统主义到第四种政治理论

美国正义，伊朗邪恶。 不，伊朗正义，美国邪恶。

改宪正义，护宪邪恶。 不不，护宪正义，改宪邪恶。

生活在二元论世界里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持续五百年的西方式帝国幻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裂变为二元论的美国与苏联，冷战终结后又归于一元论的美利坚帝国。然而，如今西方一元论的帝国主义已经彻底终结。美国仍执着于日渐崩塌的霸权，西欧则无法接受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 他们的病症招来了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的多极主义（Multipolarity），并开始引发剧烈的混乱。只是，在日本国内很少有机会听到多极主义，因此，本期要看看随西方终结而浮现的“下一种思想”。

放在现代语境中看，多极主义的母体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冷战结束后，一元论的美式帝国主义覆盖全球。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任俄罗斯总理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提出“普里马科夫主义”，正是多极主义的起源。 当时担任外长的普里马科夫主张：“俄罗斯、中国、印度应当携手，创造一个能够遏制美国单极霸权的多极化世界。”他提出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地缘政治三角，尝试从经济和外交上遏制美国的单极霸权，这一设想后来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

多极主义的核心非常简单。特定国家或民族创造的价值观，终究只是特定地域的产物；越过这一界限，把它套用到语境不同的其他地区，无异于侵略。 西方所谓“普遍”的民主、个人主义、平等、和平、爱、阶级斗争等，都是典型例子。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只适用于西欧的一部分地区，绝不应扩张到全世界。说得明白些，就是不存在“对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东西。

如今，美国已在2026年的伊朗战争中彻底败北。多极主义的倡导者发出警告：西方若继续干涉其他地区，将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国内，“赶紧从伊朗收手，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回家去”这种针对特朗普总统的主张，已经开始成为主流。 在这一潮流中，西方评论者开始公开使用昔日自由派西方知识分子最为恐惧的“多极主义”一词，并且愈发强硬地宣称：“西方应当彻底从中东和亚洲收手，回家去。”

不过，对于不熟悉大陆动态的日本人来说，这番语境多少有些难以理解。 首先，多极主义思想中有一位绝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那就是被欧美自由派称为“当代最危险的思想家”的亚历山大·杜金。 在欧美自由派圈子里，杜金的名字是“不能出口的名字”，仿佛《哈利·波特》中那个“名字都不能提”的伏地魔。 因此，在受欧美自由派影响的日本大众媒体中，他的名字绝对不会出现。然而，现代多极主义正是由杜金的思想支撑的。

如果说前述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主义，承担的是经济与外交层面国家情报工作的实务一面，那么杜金的多极主义承担的，就是文明论层面的思想。

他于1962年出生，父亲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高官，其思想根源则存在于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一间地下沙龙。在莫斯科作家尤里·马姆列耶夫（1931—2015）公寓的一间房里举办的沙龙，是地下运动的母体，被称为尤任斯基小组。他们的目标，是把反抗苏联体制的反动分子组织起来。

厌恶苏联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反动知识分子、诗人、反体制活动家与神秘主义者聚集在马姆列耶夫的房间里，以与纳粹相通的欧洲神秘主义为核心，广泛研究神秘学等领域。年轻的杜金亲身经历了这场危险的洗礼。而在众人之中，被他们奉为理论支柱的，是诗人叶夫根尼·戈洛温（1938—2010）。 戈洛温是沙龙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通过沙龙内的讨论，向将要肩负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传统主义。

日本人恐怕并不熟悉传统主义。它将“近代”这个时代本身视为“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偏离与衰退”，因此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传统主义并不是怀恋往昔的怀旧主义，而是把上天赋予的“永恒真理”重新读作“传统”。 苏联在世界上首次标榜“科学无神论”，有组织地摧毁作为信仰母体的教会、驱逐神职人员，传统主义也可以说是对此的反动。不过，他们同样把近代制度化的宗教视为衰退，并将不依赖特定教义、本质而坚固的“存在根源”视为“传统”。 被尊为传统主义开山鼻祖的，是法国人勒内·盖农（1886—1951）。

盖农在世时就被视为危险人物，因为他虽是法国人，却正面否定了近代西方所设想的“不断上升、直线前进的历史”。尤其成为他批判靶心的，是英国达尔文认为人类始终在进化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 为了突破近代西方的局限，盖农接近东方思想与伊斯兰思想，并认为历史始终由循环构成。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法，近代西方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就在这一刻，东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异，给那些自诩征服了世界的西欧人投下了一道暗影。

诞生于法国的传统主义，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后，蔓延到了与法国相邻且敌对的意大利。此时登场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尤利乌斯·埃沃拉（1898—1974）。 两者的差别体现为：盖农受东方思想洗礼，主张通过冥想实现精神回归；埃沃拉则主张，危险的实践、斗争以及在极限状态中克服自我，是精神觉醒所必需的。两者同属传统主义，却有着类似禅与修验道的差别。 从当时日本也加入的三国同盟来看，埃沃拉曾接触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但他的立场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格格不入。

彻底研究传统主义之后，尤任斯基小组最终确信，“西方现代主义的扩张＝恶”。在沙龙中培育了根本思想的后苏联年轻人，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开始正式活动。 1993年5月，杜金与被逐出苏联、在纽约和巴黎度过十七年流亡生活的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共同组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他在NBP展开整合极右与极左的激进运动，并于1997年出版《地缘政治学基础》。这本书后来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与政治精英的圣经，也是通向今日欧亚主义的一部著作。

NBP高举反自由主义、反美、反全球主义的旗帜，颂扬革命精神，为苏联解体后失去身份认同的俄罗斯人注入了生机。但另一方面，两人之间存在致命的思想分歧。 杜金的目标是复活作为欧亚帝国的俄罗斯、终结近代西方；利莫诺夫则活在革命之中，始终把反体制运动本身作为目的。两人的目标根本不同。他们的决裂在1998年前后公开化，而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1999年底，一位如彗星般出现的“无名人物”，让决裂成为定局。

这个人就是普京。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总统提名为总理；12月31日，叶利钦闪电辞任总统，普京随即升任代总统。事实上，直到此时，普京在俄罗斯国内也几乎默默无闻。2000年1月的达沃斯会议上，海外记者向俄罗斯方面的讨论嘉宾提问：“普京是什么人？”据说全场顿时陷入沉默，这段轶事非常有名。没有人知道普京究竟是谁。

与这一动向相呼应，杜金把普京视为复活欧亚帝国的化身，利莫诺夫却没有这种想法。两人由此决裂。直到2020年去世，利莫诺夫始终批评昔日同志杜金是“体制的走狗”。

杜金的多极主义始终贯穿着一个主张：面对美英推动的全球化（海权国家），应将欧亚大陆重新定义为与之对抗的陆权国家，并由俄罗斯居于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他把支配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统斥为近代西方制造的人类史上最糟糕的失败之作，并提出多极主义作为取而代之的“第四种政治理论”。

杜金的多极主义并不是危险思想，而是一种以各文明自身的传统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治理原则。只有一直在一元论世界观下享受特权的西方人例外；对他们而言，这会成为最危险的思想。当时，伊朗、中国、印度、土耳其以及欧美右翼势力，都因西方强行推销普遍价值观而感到窒息，杜金的思想赢得了他们的共鸣。 如今“本国优先”（……优先）思潮的底层，正是他的多极主义。

杜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主义，而真正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之后。面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政权、扶植美国傀儡政权的乌克兰局势，杜金多次发表杀戮言论，因而被解除莫斯科大学教授职务。然而，全球对开始衰弱的美国的厌恶与不信任，反而成了提升他声望的良机。 结果，为了阻止杜金进一步崛起，美国推进了暗杀计划。2022年发生的炸弹恐怖袭击，目标正是杜金。被盯上的是杜金乘坐的汽车，但他碰巧改乘另一辆车而幸免于难；作为前途无量的思想家而备受瞩目的女儿达莉娅，代替他牺牲了。

爱女被杀后，杜金把女儿之死定位为“与西方进行文明战争的殉难”，怀抱悲痛，让思想愈发锋利。 直到今天，欧美自由派圈子以及受其影响的日本依然不谈杜金的名字。然而，伊朗战争这场美国的致命失败，使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经杜金升华的“多极主义”。

杜金的巧妙之处在于，为了让多极主义也渗透到西方人中，他总是援引他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概念，还把美国政治学家、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纳入自己的理论支柱。 由此，他开辟了多极主义美国化、欧洲化的道路。事实上，凭借这一卓越的思想行动，如今的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多极主义的震源，既有的自由派与保守派都已彻底过时。

也就是说，暂且不论是否赞同多极主义，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了必须分别重新审视“近代”与“西方”的重要关口。因为多极化世界的浪潮已经涌来。对日本来说，重新审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被纳入西方影响之下的历史，并思考下一步的国家建设，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原本，以“黑与白”断定事物的二元论，在1868年以前的日本并不存在。如今，无论国际上围绕伊朗战争，还是国内围绕修改宪法，看到许多人都陷入二元论，我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已经到了难以避免的程度。换句话说，改宪与护宪无疑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所以结果不会改变。

二元论的结局，必然走向惨祸。 放眼世界，日本人一直生活在非二元论的世界中，弥足珍贵。如今，我们日本人对世界的责任，就是向西方指出一条非“黑与白”的道路。

日本成了近代西方的宠儿。 我们肩负着为西方送终的重大责任。其成败，将决定世界今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