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COMT基因以Val为主｜战士与忧虑者这套西方标尺

作为最后一期的本周，终于要把焦点放在COMT（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这一种基因上，同时充分融入我自己的想象，去接近一种引人深思的民族面貌。

首先，概览以往研究积累的不同群体COMT变异情况。

【群体：Val/Val｜Val/Met｜Met/Met】 ●欧洲：约23%｜约50%｜约27% ●中东：约25%｜约50%｜约26%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约29%｜约50%｜约21% ●南亚：约31%｜约50%｜约20% ●拉丁美洲与美国混血人群：约35%｜约48%｜约17% ●非洲裔：约49%｜约42%｜约9% ●东亚：约51%｜约41%｜约8% ●日本：约46%｜约44%｜约10%

这些只能作为现阶段的参考，但可以看出群体差异十分鲜明。

也就是说，就目前所知的零碎数据而言，至少就COMT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人类标准”。最多只能说，各地都有近半数为中间型；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东亚和非洲，生活在Val占优势的世界里，Met相当少。相反，欧洲、中东和犹太裔群体，则没有哪一种类型占压倒性优势。

有趣的是，与黑猩猩共有的祖先型是Val，Met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途产生的衍生型。以下是我的个人假说，请姑且半信半疑地听下去。

我认为，Met变异产生的背景，或许与走出非洲后经过一段时间，中东兴起农耕与定居的时期有关。例如，也许正是生活在中东、地中海一带、因争夺土地而战事不断的群体所承受的压力，引发了这种变异。

另一方面，包括日本在内、一直继承古老类型的东亚人群，在祖先群体的大部分留在中东和地中海反复交战时，其古老底层来自那些一心向东、不断迁移的祖先。因此，他们有可能一直保留着古老的基因。

可以说，一种是在与“人类”为敌的过程中发生变异的中东、西欧型，另一种是在“自然”中不断前行的东亚、非洲型。因此，西方把COMT的Val称为“战士基因（Warrior）”，把Met称为“忧虑者基因（Worrier）”，观察的位置总有些偏了。那终究只是在他们自己的群体层面才成立的想象。

也许在中东和西欧的战乱中，如果不产生Met，他们真的会灭绝。正如上次所说，Val在压力下极强，能够不断作出决断，具有多动的力量；Met不抗压，却擅长在安静的地方专注于一件事。

如果要思考智人的标准，这个物种本来就不是以农耕和定居为前提的。一直保留Val便进入这种生活方式，很可能不知不觉间就在同类争斗中走向灭绝。那种极限压力或许影响了物种的本能，促成了变异。换句话说，这是特殊案例。

不过，也可以反过来看。为了制定战术，尽可能从“敌人（同样是人）”手中夺取土地和粮食，也需要这种变异。说得尖锐一点，也可以改称狡猾基因。

就这样，在中东和西欧，人类彼此争斗不休。而日本最早的祖先，也许就是那些对留在原地、愚蠢争斗不休的群体退开半步，看清并告别他们，一心寻找太阳升起的“原初之地”，不断东迁的人。

当然，这只是我脑中的想象。但看似荒唐的可能性里，有时其实潜藏着重要本质。事实上，基于战前考古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前辈的调查而直觉浮现的可能性，与今天看来惊人准确的图景也有吻合之处。另一方面，问题如下。

尽管如此，过去——不，直到现在——世界流通的所谓“（人的）标准”，都是从西欧型“人”制造出来的，这一点必须被质疑。一把从人类原初就已偏离的特殊标尺，伪装成普遍面孔四处流通，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因为若以此为依据，强烈共享祖先型（Val）的群体，就会成为他们眼中“野蛮（不是人）”的依据。这正是殖民主义逻辑。也就是说，仅靠一种基因，“人”这个被捏造出来的怪异问题就会无穷无尽地浮现。今后二十年，基因检测和分析很可能真正走向大众化，我们必须尽早理解这一风险。

事实上，如今他们当然不再公开这样说了，但西方曾有一阵风潮，把（白人中较多的）Met型称为“聪明基因（人的基因）”，而且西方至今确实保留着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基因分析的前沿技术牵涉极强的白人意识形态，他们想把它用作“我们并不野蛮”的科学担保。

但遗憾的是，西方无法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列。最大的障碍就是基督教。西方无法避免来自基督教的强大压力与限制，因此，最前沿基因研究的舞台已经转向非基督教圈的中国和印度。

此前分三次，为了让大家对基因有切身感受，我把焦点仅仅放在COMT上，连同自己的想象一起讲述。最后，再谈一点想象。

世人普遍给日本人贴上这样的标签：生活在同侪压力强大的村落社会，缺乏决断力，不擅长从零创造一，拒绝变化。但真是这样吗？

仅就这次讨论的COMT而言，Val/Val型在压力环境中极强，有决断力，虽然不擅长专注于一件事，却好奇心旺盛、多动。我现在在想，阻碍日本人发挥能力的，也许正是“已经成型的社会（以西方为范本的社会结构）”。当这种强大限制被消除时，大多数日本人或许会再次迎来充分展现这种遗传特征的时刻。

只回望短短两个世纪，每逢明治维新、关东大地震、战败后的焦土等强制重启发生，日本人的再生能力都无与伦比。也就是说，近代官僚主义式法规的实施，才是削弱日本人力量的最大原因。

再加上恶劣的饮食与环境，许多日本人原本具有的力量被完全抑制。其实，无论拥有多好的基因，如果基因表达被后天环境因素抑制，也就到此为止了。换句话说，即使拥有好东西，环境也不让你使用。这或许才是日本问题的本质。恐怕有海量日本人，一生都在做不适合自己的事。所以才会问题频出、心灵患病、生活质量下降，活力与国力也随之消失。

如此想来，我们需要的只有强制重启。现实地看，三十年内必将发生的首都圈直下型地震和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将成为导火索。届时，由长州阀／殖民主义者／学院主义形成的“日本既得利益”将崩塌，空白也会随焦土一同出现。

这一刻，最能发挥日本人能力的环境将被准备好，至今受到抑制的每个人的能力，也很可能被打磨得敏锐。不过，我要特意补充一个重要前提。

在“应有的时刻”到来之前，调整饮食、恢复健康、改善环境、进行内省，全力去做自己能为下一个日本、日本人，或者世界、人类所做的事。如果到那时没有这个前提，再好的基因也毫无意义。

基因也不是命运。但越把我自己的基因与一生相对照，我就越清晰地看见：自己一边想按照基因生活，一边偏离了道路。造成这种偏离的，正是社会。在这里痛苦、无法发挥能力的日本人，恐怕为数不少。

当一切被重启时，“日本人这个群体”里，Val/Val会率先接连开辟道路，却很快厌倦，兴趣转向别的事情，不等完成就弃置不管（因为没兴趣）。Met/Met会凝视真理、持续探究，但如果无法营造安静而无压力的环境，就无法发挥力量，最终被压垮。于是，性格谨慎的Val/Met接住被释放出来的各种要素，发挥灵巧，巧妙混合、整理并呈现出来。

然而，Val/Val一旦耗尽作为原动力的多巴胺，就会变得无精打采，走向衰退。Met/Met在逐渐稳定的社会里也能发挥力量，但与同侪压力的距离感会成为决定性一击。Val/Met是形成社会压力的母体群体，一旦成立强度提高，就会开始枪打出头鸟，让安静思索的人仿佛不曾存在。

灵巧而谨慎反而酿成祸患，他们逐步而确切地完善各种法规，以维持和谐，把社会打造成不再改变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不同，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也许正是典型。

战败后不久，市民、警察和政治家曾受黑道保护；社会开始稳定时，他们却立刻把黑道视为社会之恶、扰乱秩序的存在，用法规和暴力加以镇压。这段历史恰好复演了上述过程。如今，黑道从地方消失，外国人的犯罪乘隙进入空白地带，已成为日常。

通过对大阪西成的调查，我认为黑道本质上处于国津神的位置。而这段历史恐怕也会因民族的基因分配、能力是否得到发挥而发生巨大变化。

最后，每个人都与他人不同。这句话的意义，也许只有在接受基因检测、直面自己之后，才会第一次真正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