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MA 2400Vol.12

TM MAGAZINE  2026年7月14日

川喜多嘉子以胶片保存和创立ATG践行了“传递”

随着AI与无代码工具的普及,创作向所有人敞开,但传递这件事丝毫没有改变。把日本电影传向世界的川喜多嘉子,接着投入“胶片保存”与艺术电影的放映运动,1961年11月,ATG诞生了。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川喜多嘉子。她没有把使命放在“制作”电影上,而是致力于“传递”,接连把日本电影推向世界。 首先我想说的是,了解川喜多嘉子与电影界的关系,与我们并非毫无关联。 相反,在今天这样一个“制作”与“传递”不再彼此分离的时代,我感到理解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AI与无代码工具的普及,正不断消融两者的边界,制作已向所有人敞开。但其中也潜藏着陷阱。 制作即使变得容易,传递却与过去毫无不同。

当制作走向大众化,人的价值便会集中到AI无法替代的领域:“制作什么”“为什么制作”“传递给谁”。 是否理解其中的意义,正是下一代人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首先,冷静观察现状,眼下发生的正是粗制滥造。 突然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从一切内容中消失,门外汉转眼间接手专业人士的工作,已成寻常之事。 另一方面,真正站上这种位置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不过沦为了大量生产无意义、无价值信息的零件。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制作虽然变得容易,任何作品却都必然有其“要送达的对象”。不知为何,许多人偏偏看不见这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于是,当下充斥着大量只顾埋头制作、根本不存在送达对象的利己内容。

要把做出来的东西送达他人,必然离不开“传递”这一行为。 包括我在内,在社交网络已经完全普及的广大世代中,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一点。但反过来说,理解这一点,也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武器。 我个人认为,裂隙大约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生于八十年代中期至后期的人,大多理解这一点;世代越往后,这种理解就越稀薄。

自己制作,自己传递。 但传递实在困难。因为它需要漫长岁月,始终真诚地面对赠予的对象,培育信任。而受社交网络影响的世代,无法适应这种线性的时间轴。 制作已经变成非线性的,传递却始终是线性的,今后也不会改变。 这里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回顾自身,我也认为,要察觉并学习这一点,需要遇见优秀的人。也就是说,从寻找正在践行这一点的人,走到他们身边,学习许多东西开始。 把这一点放入电影史的脉络中,川喜多嘉子的存在便成为一道伟大的光。

在履行向世界传递、送达日本电影的使命之后,她又着手推进两项重大事业。第一项是“胶片保存”。 如今保存已是理所当然,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却没有这种观念。 此时,她心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方向:从传递制作完成的作品,进一步走向把传递过的作品保存给后世。

然而,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并不行动。 于是,她与法国胶片保存第一人亨利·朗格卢瓦建立联系。朗格卢瓦曾获得政府出资,创立保存机构法国电影资料馆。川喜多嘉子通过他,把日本接入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的世界,不断阐明胶片保存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这为现今的国立电影资料馆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项事业,是艺术电影的上映运动。 正如上次所说,川喜多夫妇创办的东和商事,从战前起便擅长进口、上映西欧艺术电影。她希望运用这些经验,让艺术电影在战后日本社会扎根,并推动日本人不断创作艺术电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已经出现了专门上映艺术电影的影院,即艺术影院。川喜多嘉子希望在日本也建立这样的影院。 于是,她亲自创立了“日本艺术剧院运动之会”。

这一动向也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由于外汇短缺,电影进口受到严格限制,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常因无法盈利而遭到排斥。

若要实现让日本人也创作艺术电影的愿望,首先必须引进已在欧美上映的艺术电影,否则便无法向前推进。 要突破这道壁垒,必须由一位具有国际信誉的人,直接与外国制片人和发行商谈判、挑选影片并制作字幕。 除了她,没有人更适合承担这项任务。

川喜多嘉子利用此前建立的国际电影界网络,把自己的见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日本年轻的电影创作者。 1961年11月,日本艺术剧院协会,即通称ATG,由此诞生。

东宝副社长森岩雄赞同川喜多夫妇的愿景,成为核心人物。东宝提供相关影院的合作,还出资承担了大部分资本金。 ATG社长由森岩雄的熟人、东宝系统三和兴业社长井关种雄出任,以完备的体制启动。

ATG的第一阶段(约1961—1967年),是彻底的输入。 总之,就是不断进口、上映欧美的艺术电影。这些实验性、反叛性的欧美艺术电影所蕴含的精神,俘获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 毕竟,当时的日本社会,正是一个心怀郁结的年轻人在城市间涌动的时代。 艺术电影这种全新的感受力,给年轻电影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为了向日本创作者提供制作艺术电影的机会,ATG还提出了一套划时代的机制,与彻底的输入并行推进。 那就是把制作费的上限定为一千万日元,一半由ATG出资,另一半由创作者自行筹措。

当时,人们认为艺术电影无法赚钱,大型电影公司不愿接受。但那又是一个尖锐的地下创作者接连从地下涌现的时代,而这套机制也成为电影大众化的第一个决定性瞬间。

关于ATG,还有说不完的话。但此刻我最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否限于电影,我们都需要重新向川喜多嘉子学习“传递”的重要性。 如今,人人都已成为创作者。是否懂得传递,下一道筛选线已经悄然设在这里。

思想家三井崇央的英文随笔 Project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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