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屡次访日｜日本无法抛售美国国债，没有财政主权

挑衅本无必要为敌的对手，却夸口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美列强反复做着同样的事。如今，日本政府似乎已经深受这种做法的浸染，深入骨髓，再也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加以克服。

首先，“敌人”这个观念本身就极具西方色彩。 而现代西方式的“敌人”，被视为应当拒绝与之对话、应当加以蔑视的恶。这与殖民时代给他国、他民族贴上野蛮、未开化等标签，继而接连为占领正名的姿态如出一辙。这正是如今西方诸国的面貌。 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克服，也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五百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未改变，只是变得愈加巧妙。而驱动这一切的，正是对失去自身特权的“恐惧”。

把中国定位为假想敌，对日本而言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暴行。 东亚一旦有事，与美国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利益集团紧密相连，这里正潜藏着令局势动荡的病根。无须赘言，寄生于其中的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势力，乃至中国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势力，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此时真正必须看清的是：当某个对象被指名为“敌人”的那一刻，究竟是谁的手指正指着这个假想敌。 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浮出水面的复杂利益结构，而且它本身还直接延伸至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服从。

以国家或集体的层面思考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即便如此，“主权”仍是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不断提出的课题。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正象征着这一点。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会议上严厉斥责日本财务大臣，并威胁称“不许擅自抛售美国国债”。 最近的5月，贝森特也曾访日。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大约一年里三度访日，每次都分别单独会见首相、财务大臣和日本银行总裁。这是一起严重事件，应当视为此行意在警告日本。他传递的信息是：“未经（美国）许可，不许擅自行动。” 明明他本人就是公然剥夺日本财政主权的当事人，日本媒体却把他报道成“头号亲日派”。

日本是世界第一大美国国债债权国。 这本身就是支撑美国财政的结构扭曲。而美国财政部长执意频频访日，无视日本的财政主权，威胁日本必须继续支撑美国财政。如此公然无视主权、强迫日本隶属的言行，正以外交之名进行着。

为了打破今日灾难性的日元贬值局面，日本希望抛售美国国债。然而，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日本银行，都无法在未经美国许可的情况下抛售。 因为一旦抛售，美国利率便会飙升，这在事实上等同于向美国发表“不再服从”的宣言。 换言之，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注视国民，而是在看华盛顿的脸色。社会上之所以弥漫着一种无可救药的虚无感，原因正在于此。

说起来，美国的独立纪念活动在他国日本受到盛大庆祝，这件事本身就很反常。 在过去的日美关系中，人们基本不愿公然承认日本是美国的属国，或者说，是其属地之一。这是因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安保斗争一脉相承的反美精神，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

例如，五十年前的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是在1976年。当时，亲历安保斗争的一代人仍是社会主力，这种事情绝无可能发生。 然而，GHQ对日本的占领权由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继承，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国民已逐渐被驯化。就我个人看来，如今即使做得相当粗糙，也足以控制局面。

这种粗糙，正体现在此次日本盛大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活动的姿态中。美国从西欧夺回主权、赢得独立，本应在值得庆贺的纪念日里庆祝这一历史，却把日本当成一个被剥夺主权、不被允许拥有主权的殖民地。 既然横田基地掌握着大众媒体命脉所在的电波权，媒体就不会传递真相。

即使要以破坏国民生活为代价，日本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也必定要先探问美国的意向。 第二次安倍政权以后，日本确立了不惜为美国总动员全体国民的方针，缓慢而稳步地让社会走向疲敝。 在迎接这个时代之前，最后一次结构性转折本应是民主党政权的建立。当时的小泽一郎与鸠山由纪夫明确宣布要瓦解这一结构，却触犯了“某些人”的逆鳞。两人最终通过他们所掌控的大众媒体，被彻底逐出政治前台。

民主党政权由此覆灭。转眼间，第二次安倍政权开始，此后便成为自民党清和会独擅其场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高市首相。 她公开宣称要延续安倍政权的方针，反过来说，就是表明“不会违抗美国”，宣告“将为美国工作”。

继安倍政权之后，高市政权也在破坏国民生活的同时，把从中收回的资金接连投向美国。增税和重新武装都是为了美国，其中没有日本的主权。何止没有主权，连国民也不在其中。政治家与官僚究竟在为“谁”工作？ 这一冷酷的事实，才是我们真正必须正视并与之抗争的事情。 另一方面，从两次安保斗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的我们，本不应再采取同样的方式。

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社会虽然年轻人占多数，却依然没能改变社会。 如今的日本社会中，年轻人已是少数。当年那种强大的左翼意识形态表面上不复存在，而是经由社交网络得到了优化。过去，左翼组织彻底贯彻“组织动员”的方法；如今，同样的事情似乎正在社交网络上接连俘获年轻人。也就是说，算法与“组织动员”极为契合。 若从“运动的持久性”来看，这种方法的脆弱程度，恐怕已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

而且，事物一旦按照二元对立运转，就必然发生反转。 如果忘记在安保斗争中败北的年轻人，正是后来塑造今日日本社会的当事人，那么，重蹈覆辙的未来就又近了一步。 战前也是如此。换言之，如今领导对日本政府采取行动的核心力量，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迎合军国主义的力量。 这种无可救药的动力机制，深作欣二曾在热门电影《大逃杀》中精彩地揭示过。

今后，真正着眼于未来、能够统观全局的运动领袖是否会出现，将成为焦点。但比这一点更重大、却被许多人忽视的问题是，美国自身的结构性转折点其实也已临近。

下一次，我将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