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冈正笃论乡愿是德之贼｜不得罪人的优等生何以侵蚀世道

安冈正笃是战后政财界的幕后操盘手，也是一位在各界颇具影响力的儒者。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令我敬服的人物，留下了许多仿佛早已看透这个迷乱时代的言语。

安冈将“流通与忠信”“进取与廉洁”“儇狡与朴直”“文法与道议”“形迹与心术”“和同与狷介”这些概念两两对照，指出现代人的精神已经颓废到何种地步，并认为世人最终将陷入在生死之间彷徨的混乱。

明治以后，日本人不再有机会学习儒学，因此这些话或许显得艰深，但其真意简单明了。为了重新找回冷静，我们也必须学习儒学。这一次，我会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谈。

他说的是下面这番话：

如今风俗的弊病，在于专务流通而淡薄忠信，崇尚进取而鄙贱廉洁，看重儇狡而轻视朴直。讥议文法而忽略道议，谈论形迹而遗忘心术，推崇和同而鄙弃狷介。这种习染已经很久了。乡愿，实在是德之贼。如今身居人上者，我只担心他们没有诚意。若能以诚心振作风俗，天下必定共鸣呼应。

——安冈正笃《传习录》

所谓“务流通而薄忠信”，就是只顾盘算如何处世，却失去了真诚面对他人的真心与信义。过于追求让所有人都喜欢、到哪里都行得通的能力，结果往往擅长一般性地处理问题，却缺少了对某个具体的人或某种信念下定决心、竭尽全力的诚实，也缺少了不轻易屈折的信义。

对许多人来说，学历至上主义和追求稳定或许难以避免，但若一味偏向这些，就不会产生用一生投入一项事业的气魄。八面玲珑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讨所有人喜欢，但不与任何人冲突的代价，是不与任何人认真相对，这正是证明。过于习惯广而浅、处处行得通的活法，对一个人深切尽心的忠信便会日益枯萎。在稳定的时期倒也罢了，一旦进入旧有规则不再适用的混乱期，他们便会失去立足之地，等回过神来，身边已经空无一人。这就是这番话给予的教诲。

生活在人工智能与无人化社会真正到来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深刻领会这番话。因为“流通”所代表的能力将被人工智能和无人化大规模取代，如果人类不转向努力践行“忠信”的生活，便可能沦为以《人类简史》等著作闻名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 摆脱这种处境的关键，始于“面对仅仅一个人”。只追求效率的近现代一直忽略了这一点，其代价是，如今几乎再也见不到愿意为仅仅一个人竭尽全力的人。

接下来是“贵进取而贱廉洁”。这里的进取并不是积极向上的进取心，而是抓住对方的破绽加以利用、为自己钻营谋利。安冈指出的问题，是这种钻营被置于清廉之上。清廉洁白如今几乎成了死语，许多人抛开他人，只想让自己攫取利益。这正是“只要自己好就行”的表现，是一种把给予他人排除在选项之外、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

这种状态在当下最为激烈，也必然导致彼此拆台，令互不信任蔓延。因为谁也无法再相信别人，无论个人的一生还是国家的未来，都会走向衰亡。人们说，为了在社会上生存，不得不抢先一步胜过别人；但若抹去清廉洁白的姿态，人还剩下什么？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从生到死天然地始终清廉洁白。清廉洁白，始于下定决心如此生活的那一刻，是终生怀着努力保持清廉洁白的志向去活。那才是真正的“生”。

接下来是“重儇狡而轻朴直”。“儇狡”就是狡猾，指的是处事乖巧和胜过他人的小聪明备受珍视，而朴直，也就是忠于自己地生活，却受到轻视。 “老实人吃亏”这句话古已有之，如今则走到了极致。而且，现代所谓的诚实已经转化为对社会的诚实，即忠诚，彻底追求对自己诚实、忠于自己的人却十分罕见。诚实不应当是面向社会的表演或对他人的履行，而必须是内在自我的问题。

所谓“讥文法而略道议”，是指人人都擅长装作批评法律制度、议论社会，却无视“究竟何为善”这一重要讨论。如今，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不断发表依据浅薄的说辞，这种景象并不罕见。再加上个人发言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其中缺失的，是对未来的责任与创造。

以战前为例，那些赞美军国主义、肯定大本营所发布谎言的知识分子，曾高声叫喊“鬼畜英美”；可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刚结束，他们便宣称“我们被骗了”，转而高喊“亲美亲英”和“民主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学生运动也是如此。在标志性的东大纷争中落败后，他们立刻把此前的斗争当作“从未发生”，第二天便高声宣布“就职”，并名副其实地成了将自己本应与之斗争的恶配置到社会中的原动力。 同样的事，这一次也会发生。如今拥有巨大发言权、高谈阔论的人，总有一天也一定会说：“我们被骗了。”

所谓“论形迹而遗心术”，是指只议论外在形象与体面，却不追问那个人怀着怎样的心在行动。为吸引关注而进行的自我品牌塑造也属于这一类。至于那个人是否真诚地面对自己，是否在此基础上怀有某种理想、过着怎样的生活，则完全无人追问。

所谓“尚和同而鄙狷介”，是指只有迎合场面气氛才受到推崇，而哪怕与所有人为敌、陷入孤立也要坚持原则的人，却会遭到厌弃。“狷介”是一个出色的词，指守护经过自我内省而确立的意志，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态度。这正是儒家语境中的“真正的自由”。直到江户时代和明治初期，日本仍有不少这样的人物。这就是日本原本对自由的定义。

说完这些之后，安冈引用了一句出自儒家经典《论语》的话，以“乡愿是德之贼”作结。 “乡愿”指的是不做任何坏事，不与人冲突，受社会欢迎，圆满度过一生的优等生。这里所谓的“优等生”，是因为一心想做好孩子而滑向伪善的人。这类人在社会上会受到重用，尤其是在官僚体制的时代，但他们既不背负责任，也不接手责任，因此问题总是一拖再拖。

由于他们把“不掀起风浪”奉为最高的善，在其影响不断增强的官僚制社会中，善恶标准本身也会被抽空。因此孔子说，“德”这一自他以来儒家最为重视的人性至善，会被优等生偷走。换句话说，明显的恶可以防备，真正的问题却是披着善人面孔的伪善者；他们会在不受警惕的情况下侵蚀整体，最终必然导致崩溃。这是一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教诲。

随后，安冈总结道：“当今还有三项急需革除的弊病，即名器太滥、选用太忽、求效太速。” “名器太滥”，指官僚与官吏的极度荒唐；“选用太忽”，指国家、公司、组织等在人事任用上惨不忍睹的敷衍凑合；“求效太速”，指过于追求速效。这三项弊病使最高层腐败，人心也随之荒废。这里的“太”，就是过度、过分之意。

生活在时局剧烈变动的今天，从儒学中汲取更多智慧，让日本人重新担负起责任、完成自己的生命，对未来不可或缺。我始终立足于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立场：日本不是西方，日本人也不是西方人。因此，我一贯批判明治以后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我相信，日本人肩负的使命，是把近代推回给西方。换句话说，自大航海时代延续至今的五百年霸权已接近尾声，西方因害怕失去特权而逐渐失去立足之地，而宣告近代落幕的，或许正是日本人。

与其学习我们并不熟悉的西方事物，不如从熟悉而能够深切感动的儒学中多多汲取智慧，这样应该好得多。这将是日本人重新振作的第一步，也将成为今后用数十年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后半叶回归古道的道路。

全心全意完成生命、战斗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其意志与心愿不会断绝，而会留驻世间，等到后继者出现，便依附于他们。历史并非由文献记载而成，而是由这种“看不见”的意志传承培育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