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马台国系误字，原本应为邪马臺｜《魏志倭人传》的版本与筑后国山门郡

几乎人人都至少听说过《魏志倭人传》这个名字。这部文献掌握着古代日本的钥匙，记述了至今仍未解开的谜——邪马台国，并将其记载为女王卑弥呼君临的国家。然而，邪马台国至今尚未解明，围绕其所在地的争论，以畿内说与九州说为首，也远未终结。

为什么邪马台国始终无法查明？ 原因并非没有决定性的发现，而是我们一直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盲点：原始文本中的错字与误植。

关于邪马台国的史料，原本就只有《魏志倭人传》这一则。如今，人们渐渐发现，这部唯一的史料在不同年代不断出现错字与误植，其中还交织着汉语音韵的变化。换言之，并非邪马台国的所在无法查明，而是文献传承过程的问题、中国王朝更替的影响、最新技术的运用等复合因素，共同构成了阻碍定位的壁垒。

先把结论说在前面：“邪马台／Yamatai”是因错字、误植而产生的新字形与新读音，原本应是“邪马臺／Yamato”。对卑弥呼在世时的魏人而言，发音接近“伊亚马德奥”，其音则为“yamadö”。 麻烦的是，这并非源自当时的汉语，而是居住在倭国这个异族之国的人们所说的语言。因此，当时魏使听到的国名，经历了一道转换：他们用母语去理解另一种语言的声音。 说得通俗些，就像我们把英语演变成的日语片假名词，原封不动地说给英语国家的人听，对方也听不懂。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并不存在一部叫作《魏志倭人传》的书。这只是日本方面的通称，准确地说，是《三国志》中《魏书·东夷传》的倭人条。它的定位是《三国志》对魏国的见闻记录，而《三国志》成书于280年代前后，由西晋史学家陈寿编纂。 说起280年代，魏、蜀、吴三国混战的局面已经结束：263年魏灭蜀，由魏转化而来的晋（西晋）又于280年灭吴，完成中国统一。那正是此后。

此外，《魏志倭人传》的记录还有一个特点：它并非编纂者陈寿亲自调查所得。事实上，他本人从未去过倭国，所依据的终究只是在他之前，魏使渡海前往倭国后留下的见闻。 编写历史时，终究难以避免三国时代胜利者魏的意志介入，蜀、吴的传闻也必然会被混入魏的功绩。因此，原本属于吴国的倭国见闻，常常会被转移到魏国的见闻之中。

已知实际来到倭国的魏使有两人，但作为使者，两人的性质大不相同。第一位是240年的梯儁（tī jùn），第二位是247年的张政。 当时，魏实际统治着朝鲜半岛中西部的带方郡与北部的乐浪郡，魏军也驻扎在当地。这是因为原本统治这一带的公孙氏已被魏所灭。半岛上的动乱立刻传过大海，抵达日本列岛；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迅速派出使者，经由带方郡进入魏的皇都洛阳。

这一次，魏将“亲魏倭王”的称号以及金印、铜镜等授予使者，并于240年派梯儁前往倭国。简言之，作为邪马台国在魏、蜀、吴三国中宣誓效忠魏国的回报，卑弥呼被正式授予“倭王”（倭国一方的统治者）称号，以表明其归属魏的势力范围。 因此，梯儁并非“为调查而受选来访”，而是魏为回应卑弥呼缔结的朝贡关系，前来答礼并执行册封的使者。魏与倭国建立关系的好处，在于可以牵制位于南方的敌国吴。

另一位张政，则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登场。事情始于247年前后，王颀新就任带方郡负责人时，卑弥呼向带方郡报告了自己正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交战。接报后，王颀命张政等人携带诏书与黄幢（军旗），出使倭国。

也就是说，张政的任务不是调查，也不是像梯儁那样交接贡品，而是在邪马台国与对立的狗奴国交战之际，代表魏给予外交支持并传达告谕。他在邪马台国停留数年，亲历了卑弥呼之死、围绕继承人的混乱，直到卑弥呼的宗女壹与即位；告谕壹与之后，他与倭国使者一同返回。此后，中国史料不再出现古代日本，因此壹与如何执政等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事实上，《魏志倭人传》越到后半，记述越显生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滞留的张政的真实见闻。

从这一背景可以看出，两名使者的任务不同。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张政确实到过邪马台国，而梯儁则可能并未前往。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梯儁的记录构成《魏志倭人传》的原始来源为前提；但实际上，梯儁虽然登陆九州北部，却被认为并未接触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也就是说，梯儁没有去过邪马台国。因为他的职责是送达“亲魏倭王”的称号与金印、铜镜等，而不是在邪马台国驻留。 在当时的九州北部，伊都国（今糸岛附近）是邪马台国外交与军事的要冲，既有邪马台国派驻人员居住，也居住着被称为倭人的人们。 这一提示表明，《魏志倭人传》的大部分内容，很可能建立在极其有限的见闻与道听途说之上。

可以设想，梯儁登陆九州北部后，听说女王所在的邪马台国路途过于遥远，便放弃前往。他将魏皇帝授予的赏赐之物交给倭国使者（倭人），完成任务后回国。 另一方面，为支援邪马台国的战争而派来的张政，自然在核心地带的邪马台国驻留数年。他们的见闻越过大海，传到驻扎半岛一侧的魏军耳中；在那里收集、筛选的信息，又被送到洛阳皇帝手中。因此，不同时代的见闻与传闻交错混杂，最终由编纂者依自己的判断加以整合。

此外，人们通常倾向于把倭国等同于日本，但倭国并不等于日本。因为“倭国”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地域称谓。因此，卑弥呼并非“日本的女王”，她的权力只及于邪马台国这个有限的国度，以及归附于它或与其合作的同盟国。 当时的日本并未统一，力量分散各地，呈马赛克般的状态。邪马台国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政权之一。不过，它得到了中国魏国的承认。 从这一视角看，当时日本列岛中，也存在与吴或蜀结成近似同盟关系的国家，这样理解才较为妥当。

至于《三国志》这部文献本身，陈寿虽在280年代完稿，但由于他于297年去世，现今所传文本的基础，是300年前后官员奉皇帝诏命前往陈寿家中抄录的版本。换言之，《三国志》所依据的也并非陈寿原本，而是经过了政治意图相当强烈的官僚式篡改。 这就是《三国志》成书的基本背景。不过，它在当时不过具有史料的作用，并不像今天这样被广泛阅读。

然而，约一百年后的429年，政治家、史学家裴松之（372—451）以当时流传的《三国志》陈寿本抄本之一为底本，加上注释，写成了一部新的《三国志》。此书广受好评，《三国志》也迎来第一个被广泛阅读的时代。

此后，各地想必制作了无数抄本，而划时代的转折要到很久以后的北宋（960—1127）印刷术发明之时才出现。毕昇（972—1051）发明的世界最早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上半叶至中叶前后达到鼎盛，《三国志》也在此时爆炸式地传播开来。 就在此前不久的1002至1003年前后，北宋统管中央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经过校订，刊行了《三国志》的刻本。

北宋是中国国内学问复古的黄金时代，以儒教为核心的学术奖励得到国家层面的推动。这是因为，在北宋之前的大文化时代唐（618—907）末年的动乱中，无数传世书籍散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于是北宋设立教育行政机关，从932年前后起，历时20年，启动了一个让书籍再度传世的项目。这股学问复古、书籍复古的潮流，与活字印刷这项新技术汇合，到11世纪初，《三国志》开始印刷并普及。

然而，这正成为日后日本邪马台国之争的起因。中国王朝屡经更替，作为源头的版本也分成多种，大部分已在历史进程中散失。因此，仅就历史上的《魏志倭人传》研究而言，迄今利用的大致有五种版本；但最关键的北宋初期版本也已失传，现存最早的版本只能追溯至12世纪中叶以后，研究者使用的，是由此直至18世纪上半叶前后的较晚版本。 换言之，只留下印刷术出现后的版本，抄本已全部散佚。近千年过去，中国的语言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邪马台国昔日究竟如何称呼，便渐渐变得含混不清。

由于这些中国特有的情况，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各版本出现了数不清的错字与误植。后来传到日本的过程中，也发生了错字与误植；日本方面从一开始讨论时，就已经包含了巨大的偏差。 这最终成为邪马台国之争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研究者根本没想到错字、误植才是原因，一直为寻找“所在地”而奔走。然而，问题的实质是错字与误植；至少从读音的角度，不关注“yamadö”，就无法解读。

正如今天奈良盆地中南部过去被称为大和（Yamato，大和国）一样，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也是与一个名为大和的国家有关的人物。这样想来，以奈良为比定地的畿内说似乎很有说服力；那么，九州说又为何能与之并驾齐驱呢？

有趣的是，九州至今保留着带有“yamadö”之音的地名，就在今福冈县南部的三山市附近。这里昔日属筑后国山门郡，地名写作“山门”，读作“Yamato”。

写作“山门”，却读作“Yamato”。 在曾是古代移民门户的九州北部，那些自称大和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而他们的子孙，后来是否又迁徙到了畿内？

邪马台国之谜，看来仍远未走到解明之时。